中印共舞：“规模”改变世界

　　文/L·艾伦(L·Alan Winters)

　　沙希德优素福( Shahid Yusuf)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出口高歌猛进，印度在全球IT服务市场中的份额也越来越大，这两者交相辉映，共同改变了全球贸易的格局。

　　2010-2015中国竞争力

　　目前的这种形势对中国、印度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力意味着什么呢？对于全球产业格局可能又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在未来10-15年里，中国仍将以出口制造业产品为主，在进口上，主要购置初级品、精密设备、仪器及零件。中国对新材料和能源方面的需求，导致其从不发达国家的进口日增，2002年，吸收了这些国家35亿美元的出口额，是这些国家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关于初级品的进口，主要问题是中国会以怎样的速度转变为食物和相关农业品的净进口国。1996-1998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达到顶点，尽管此后产量开始下降，但是2003年仍保持了粮食的净出口(1，990万吨)；2004年也仅仅进口500万吨。将食品与牲畜看作一个整体，中国到2004年末在这方面仍维持着97亿美元的净出口地位。为支持其工业生产力的大规模扩张，并获得技术转移的渠道，中国进口大量的机器、生产设备，以及零部件。前两种复杂的生产资料几乎全部购自发达国家。考虑到学习的难度、知识的隐性化和研究的累积性，一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只能逐步积累，因而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持续这一流入趋势。不过，后一种产品：电子零部件的进口，情况则较不明朗。自1995年开始，这些原件的出口急剧增长，主要由一些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生产。中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其贸易开放促进了东亚地区的相互依赖。然而，由于近期中间产品的制造者倾向于更靠近市场和最终装配者，供应链上的要素纷纷转移到中国。在未来十年，这一过程将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到中国，尤其是在汽车工业。

　　出口方面，在2010年到2015年间，即便考虑工资上涨，中国仍将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保持竞争力。2004年，中国实际工资比1989年上涨了2.11倍；2004、2005年，工资上涨的速度在加快，尤其在沿海城市，尽管其生产力也提高了。这种趋势并不令人担忧，因为中国仍然有3.5亿剩余农村劳动力，其收入远低于城市工人。为了充分利用这些剩余劳动力和低廉的土地成本所带来的优势，中国将不得不把劳动密集型工厂移到内陆。譬如中国目前已在通过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试图将工厂搬至西南部省份了。如果这种努力成功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时间)，中国在

　　中国是电子产品、信息和通讯科技产品的第二大市场，也是最大的出口国。这些产品在中国市场的潜力吸引了大部分生产电子产品、汽车和耐用消费品的跨国公司，包括来自中国台湾与韩国的公司。2003年中国最大的三家出口商都是台湾电子企业的子公司，如富士康和广达；一些整车生产商和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已经把其地区总部转移到中国，并计划转移更多的研发和设计业务去中国，比如丰田和

　　罗兰-霍尔斯特(Roland-Holst)和维斯(Weiss)最近关于中国贸易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的竞争力已超越它的邻国东盟成员国们，尽管后者的出口绝对值在增加，但是它们在出口市场上的份额正在丧失。罗德瑞克(Rodrik)也持相似观点，认为日趋成熟的中国给东南亚国家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

　　伴随每年新增逾500万的高中毕业生，中国的劳动力中将有很大一批人胜任相对要求较高的工作，而不仅仅局限于低技术水平、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装配操作的程度。

　　中国的高校入学率从2004年的19%上升至2005年的21%。目前，中国每年新毕业的理工科本科生达到60万之多。在未来十年里，理工科毕业生总数可能超过500万。同印度一样，中国顶尖的理工科学生堪与世界范围内的优秀同辈比肩竞争，他们正在科学论文的发表与专利申请方面做出成就。科学工作者与工程师的数量剧增，确保了中国能在尚处于经济不发达阶段便进入某些高科技领域(譬如纳米科技领域)，这一点不同于其他较小的国家。中国输出了大量的毕业生在海外的先进实验室就职，如果他们这些拥有多年海外经验的“海龟”回到中国，便能确保中国有能力进入其他的高科技领域。推动这一变化的催化剂便是不断增加的研发支出，在2005年已经达到了GDP的1.4%(2000年这一数字还是1%)。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的配套政策，鼓励有技术能力的“海龟”归来。

　　当然，中国本土高校的毕业生质量依然令人存有疑问。麦肯锡的研究表明，这一质量似乎不尽如人意。仅有10%的高校毕业生被认为能胜任跨国公司的职位。然而，中国20余万家工业企业、广大的服务业部门、政府机构以及大学，却不得不聘用这些质量不尽如人意的毕业生去担任其管理与技术职位。

　　印度的“第二种模式”

　　相比于中国，印度的商业环境较少鼓励制造业与出口的发展。这表现在两国制造业数据的显著反差上：不管是用制造业占经济的比重还是用制造业的绝对数额来衡量。因而，作为一个大国，印度在工业方面的全球影响力较小，起码相对于其巨大的人口来说较小。在其制造业的出口中，仅仅在纺织业上达到了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印度出口取得长足建树的另一领域是IT服务业。由于工业化的水平相对不足，印度对于原材料、机械、中间产品以及消费类产品的进口要远远低于巴西、墨西哥和韩国(这些国家在2004年经济规模与印度相仿)。

　　自本世纪开端以来，印度在全球扩展其脚印。展望未来，印度经济及其贸易关系在全球舞台上将更为瞩目，我们必须重视它的全球影响力。虽然即便印度的GDP在未来十年翻一番，也只能达到今天的中国三分之二的水平，但是其拥有的劳动力资源，不断增长的人力资本，以及国内市场的潜力，这都孕育了印度有望媲美中国成为工业龙头的能力。至于这些能力能否被合理的利用，从而显著增强印度的国际影响力，取决于印度在一些关键产业的竞争力发展。我们认为，在未来十年内这很难实现。

　　如果印度延用快速腾飞的东亚经济体所采取的增长模式，即以制造业为主导力量，那么，在充足的要素供给下，印度需要迅速扩展其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产业，同时加强建设原材料产业(譬如石化工业和冶金工业)以及下游的工程与交通运输业。此外，尽管国内市场依然会是这些产业的主要出路之一，外商对于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和在出口市场的成功将是取得快速发展的关键(正如中国的例子)。如果印度遵循东亚模式，那么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目前低于16%)需要在15年内翻一番。这就需要相关产业的年均增速达到两位数，创造急需的就业机会，同时出口达到总产出相当高的比重。

　　另一尚未被他国所尝试的模式，则是通过国内与国际需求所带动的服务业的加速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目前看来，一些关键的服务业部门似乎能够引导经济增长。服务业在整体上已经是印度经济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占GDP50%)；一些部门已经呈现跳跃式的发展，但投资增长与生产率提高的空间依然很大。

　　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对于印度的区域影响力，乃至全球的产业格局，有不同的意义。哪一种模式更可能持续，取决于他们在未来关键领域的生产能力、竞争力，以及所生产产品的需求情况——包含了国内需求和国际需求。

　　我们很容易追踪第二种模式在印度的发展。1990年左右，印度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与其他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差不多。自那以后，这一比重的提升速度超过了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到2005年已显著高于低收入国家的一般标准。商业服务与软件业是这一增长的先锋力量，从事这些业务的印度企业已经跻身全球最大企业的行列。IT服务业已经占到整个服务业GDP的6%，在2004/05财年，其创造的收入达到了300亿美元。这一部门的出口也达到了120亿美元(2003/04财年)。营业额和出口额自2000年开始均迅猛增长，年均增速分别为30%和31%。这一部门的就业也显著增长，目前达到了300万人，主要集中在五六个大城市。换言之，尽管过去五年里IT业的发展在印度经济中可谓独树一帜，但其规模仍相对较小，而服务业的整体能力也局限于软件应用开发与维护，以及低附加值的终端处理服务(包括金融、法律、医疗、会计及其他业务中的处理工作)。这意味着，目前主导印度服务业的仍然是客服中心、专业服务、数据录入、软件维护等，而远未达到电脑设计与操作系统开发的高度。但印度在后者上的潜力不容忽视，特别是考虑到印度本土企业例如TCS和Infosys的崛起，以及跨国企业越来越多的投资于印度。Intel的最大的芯片设计中心就在印度班加罗尔；IBM与Cisco也在这里建立了主要的芯片设计室。AMD与德州仪器也将在印度迎头赶上。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印度目前在全球商业服务出口中的份额仅有3%。

　　“一切都将缓慢的发生”

　　从高处鸟瞰巨人的崛起，我们对于全球产业格局的演变有以下的观察：

　　首先我们观察到，中国在广大工业部门中迅速建立起来的生产能力相当引人注目。这反映了技术的威力：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与贸易，技术得到了扩散。通过投资于人力资本、厂房、设备以及基础设施，技术得到了装备。最后，技术再与组织化的劳动力相结合，就改变了全球的游戏规则。这证明，如果一国拥有明确的政策决心，有能力吸引资本和改善基础设施，那么追赶甚至超越发达国家便会相对容易。

　　其次，大国较容易做到规模经济，从而更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中国目前已经在中低端工业(甚至包含部分高科技工业)中取得了主导性的领先地位，在未来15年内这一优势还会进一步强化。尽管很多需要高度研发能力的复杂产品和零件可能依然会保持在发达国家生产，中国的工业能力对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制造业会造成巨大压力，迫使他们重新思索和约束他们的工业雄心。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是否能取得一线生机，取决于他们的工业创新能力能否达到甚至超过中国的水平。只有创新才能带来竞争力，因而这些国家对于创新的投入必须达到或超过中国的投入水平。

　　印度很可能会在软件业、商务处理与咨询业(包括设计业与工程服务业)方面成为一支主要力量。它竞争的主要对手将是中低收入国(包括中国，中国很快将在熟练劳动力数量上取得优势)，而非这些行业的现有领导者，譬如德国、日本和美国。当然，印度也会发展它的制造业，但起码在未来十年里，要成为像中国这样一个汽车业与电子业的生产大国，印度的机会是相当渺茫的。相反，印度更可能在某些特定的领域成为一支主要力量，包括工程产品与服务领域，发挥它的技术优势，特别是软件技能。当然，印度的众多制度瓶颈、基础设施差距，以及技术劳动力的短缺，仍将是拖住其工业发展的后腿。

　　毫无疑问的一点是，由于拥有半熟练的、纪律严密的低工资工人，中国将继续在未来十年内保持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令人敬畏的竞争优势。但一旦具备良好的国内政策与国际环境，印度也将成为这些领域的主要竞争者。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认为，全球制造业与商业服务业将会呈现简单的一分为二现象：中国和印度成为主要生产者，而其他国家则专司于提供资源。原因很简单，比较优势的法则并没有失效。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成功，也逐渐造就了影响其竞争优势的因素：中国沿海地区的工资上涨，已经显著削弱了这一地区的劳动密集产业的竞争力。尽管将厂房迁移到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内陆，可以一定程度上推迟中国丧失竞争力那一天的到来，但长远来看，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工人将使得农村平均收入提高，从而使得内陆的整体收入水平也将逐渐升高。只要有合适措施的配合，印度(以及其他的低工资国家)将成为中国工资上涨的主要受益者，正如中国曾经在过去20年间，受益于东亚四小龙的工资上涨所带来的产业转移一样。印度会逐渐成为与中国规模相仿的全球主要出口者，而后其工资水平也将迅速上涨，当然，这一切都将缓慢的发生，在未来十年内就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不大。

　　最后，我们应该明白，并不能仅仅从中国与印度每年培育出数以百万计的科学家与工程师这一点，就得出结论认为它们会很快占领全球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高端市场。作为超大规模的经济体，这两大巨人在迅速扩展其现代工业与服务业时，必然需要大量的科学家以及工程师以满足国内经济活动的需求。然而，鉴于它们拥有的真正具备能力的人才有限，中国和印度将仅能在寥寥几个领域做出领先于世界的新科技研究。

　　(全文见世界银行2007年2月报告《与巨人共舞：中国、印度与全球经济》(Dancing with Giants: China, India and the Global Economy)。本报记者胡敬艳、实习记者王露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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