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出人意料的五年

　　在中国入世5周年的时候对这5年的历程进行盘点，最大的感觉首先是“出人意料”——当初被激辩双方频繁提到的“冲击”，实际上似乎从来也没有现过身，甚至连入世谈判时最担心的汽车、金融、农业等“弱势产业”或“幼稚产业”也都实现了平稳发展，甚或超出预期的增长。因为这一出人意料的结局，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相信开放有利于经济增长

　　入世5年来，一些行业的对外开放产生了始料未及的结果。以汽车行业为例，入世协议中汽车业的保护期为三年，即三年内仍然实施进口汽车配额。但是由于中国的汽车产业确实发展得非常快，国内汽车价格和国外汽车价格接轨得非常快，入世的第二年就开始放开进口配额。到了第三年，汽车进口配额几乎失去效用。其结果就是汽车价格下降，销量大幅增长。2006的轿车销量预计将突破300万量，而2001年时的轿车销量还不足100万辆。而且中国的汽车进口量并未相应大幅增长，本国生产的汽车仍占据了中国汽车市场的大头。

　　龙永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觉得我们多争取了一两年的保护期，谈判过程简直是焦头烂额，但是最后没有起作用。谁也没有办法预测现在的状况，连当时最乐观的外国汽车商都没有预计到这一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世贸组织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在接受《经济》专访时称，入世之后突出的变化就是，发展环境越来越好了，中国需要进一步对外开放。

　　美国《华尔街日报》在评点中国入世5年来的变化时写道：中国的经济规模在过去五年中增加了近一倍，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万亿美元。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现在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以及第三大出口国。中国每年获得的外商投资额从2001年以前的约400亿美元一路增加到500亿、600亿乃至2005年的700多亿美元。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研究员在《2007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的发布会现场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三次高速增长的周期，前两次分别都是持续了三年。但第三次增长，是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仍在持续，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没有的。出现这样的发展态势恐怕与入世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改变世界

　　入世不仅改变了中国，更给了中国一个机会来改变世界。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Susan Schwab) 2006年12月11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对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情况进行了评价。她将中国入世称为“现代经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她说，过去5年，中国以坚定的信心，对部分经济结构和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中国颁布或修订了1000多部法律法规，以使其贸易体系符合WTO规则。中国还降低了对美国工业至关重要的商品的关税——从1997年的平均25%降至今天的7%，农产品关税也有类似幅度的削减。此外，中国降低或消除了大量的非关税壁垒，放宽了国际服务提供商的市场准入条件，提高了政府程序的透明度。过去五年中，这些措施促进了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使得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190%左右。今天，中国已成为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10年前的排名为第15位。

　　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世界贸易组织2005年12月14日在香港举行的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说：“中国为多边贸易体制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工业品的关税由加入前的42.9%降到了9%；尤其是农产品关税由54%降到了15.3%，而目前世界农产品关税的平均水平是62%！在WTO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成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出如此巨大的削减，包括发达国家成员。中国的服务贸易也开放了100个部门和分部门，已接近发达国家的程度。”

　　公允地说，中国经济目前的开放程度比日本和印度要大得多。日本为外国企业设置的关税和规章制度壁垒早已闻名遐迩。虽然日本的经济开放度比上世纪80年代有了提高，但目前进口额仍只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1%左右，而中国去年的这一比例已高达29%。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称：“中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到大街上看看就可一目了然。沃尔玛的超市开到了中国每一个主要城市。这家美国零售商目前在中国有66个门店，且还在不断增多，但它在印度迄今还没有一家门店。”

　　入世与百姓生活

　　从一个普通的消费者的角度，其实无法感受到入世所带来的直接的影响，或者说人们不知道哪些变化是入世带来的。

　　新浪网在2006年12月11日之前的几天进行的一项“中国入世五年来百姓生活十大变化”网络票选中，得票率最高的前5位分别为：房价增涨，不断创高(80.29%)；汽车越来越便宜了，车型越来越多了(67.78%)，汽油的价格总是在涨(67.45%)，手机品牌越来越多，价格越来越便宜(66.42%)，电脑基本大家都买得起了(56.75%)。这其中，“汽车越来越便宜了，车型越来越多了”应该说与入世直接相关，而其他的几种变化则很难说与入世有直接的关。龙永图讲过，中国入世主要是政府入世，因为这是一场政府间的谈判，达成的协议是政府间的协议，所以履行协议的主要任务是放在政府的肩上。但是，由于这场谈判涉及到的很多问题都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比如汽车业在中国入世后的发展使得消费者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件事中得到了切切实实的好处。

　　龙永图认为，在衡量一个经济政策的利弊时，不仅仅是要看生产者怎么反应，更重要的是看消费者的反应。“我们的产业界都有他们强势的代表，政府有他们的代表，但是我们的消费者是分散的，基本上没有一个很大的声音。所以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的声音在整个经济决策和经济决策执行过程中起的作用是很少的。”龙永图说。

　　继续开放是必要的

　　苏珊·施瓦布认为，中国的改革势头已开始放缓，国内反对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呼声开始高涨。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所加强。

　　很多人发出这样的疑问：还有什么能够推动中国在今后5年乃至更长时间继续推行旨在开放市场的改革？从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起，中国走上了一条逐渐取消关税和其他贸易及投资壁垒的道路，现在已经没有更多明文规定的改革要求尚未执行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世贸组织研究院院长张汉林表示，入世过渡期后，我们还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开放还是远远不够的。

　　未来5年对中国的发展而言将是更加重要的一个阶段。龙永图认为，中国这么多年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龙永图说：“我们应该自己给我们自己加压，主动进行对外开放，而不要在外国人的压力之下被动地进行对外开放。况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还要不断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每一次谈判都有新的开放措施。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都要履行这样一些新的开放措施。所以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压力。”

　　龙永图说，中国入世得到的一个特别的好处就是“压力”：“我们始终要把这个压力作为推动我们前进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我们还要不断地扩大对外开放。我们中国的企业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以后，我们开放的条件比任何时候都好，比任何时候都成熟。”

　　张汉林在接受《经济》专访时称，中国目前现在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经济结构调整相对滞后，特别是服务业发展不足。希望通过对内、对外开放来更快地发展服务业，增加就业机会。第二，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利益在不同的地区、产业和人群之间分配不均衡，尤其是东中西部在对外开放程度和步伐方面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中国入世之后比入世之前更严重了。

　　中国入世受益最多的是制造业，与之相比，服务业的发展仍显不足。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发展中国家平均在50%左右，发达国家70%以上，而中国才40%。中国市场完全开放了，外资进入中国服务贸易领域非常快。原外经贸部副部长、第二任复关谈判首席代表佟志广说，中国应该加强立法工作，比如《反垄断法》，利用国际多边贸易规则来保护自己，同时打消外国投资者顾虑，扩大吸引外资。

　　入世契合改革开放的大方向

　　——专访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家煌

　　吴家煌，现任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原外经贸部关贸总协定(GATT)处的第一任处长，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参与了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同时进行复关谈判)。后从外经贸部调任海关总署任关税司司长，负责关税谈判，一直到1999年退休。退休后也一直从事世贸组织研究。《经济》记者在中国结束入世5年保护期的前夕对吴家煌副会长进行了专访。

　　《经济》：您如何看待中国入世5年来的整体变化？

　　吴家煌：谈论入世5年的变化，不能忘记中国入世有两大背景：一，改革开放，要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看待入世。二，全球化，我国开放政策迎合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如果把所有的变化都归因于入世带来的，是有失偏颇的。很多变化即使没有入世也会发生，不过速度不会这么快。我们可以评价入世对中国如何有利，但是要和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这两大背景联系起来。

　　《经济》：当时有没有预料到入世5年后，中国会像今天这样？

　　吴家煌：当时参与谈判时谁也无法预料到今天的情况。如果你问美国人，你们想到了中国的入世之后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并且没有发生重大的冲击吗？他们肯定也说没想到。当时进行比较谨慎保守的预测是很自然的，谈判过程中我们一直是如履薄冰。入世后中国实际开放的步伐超出了预期，比如说关税水平的降低幅度，消除非关税壁垒等。

　　入世5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入世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以前担心害怕是因为我们没有“跳海”，现在跳下去了，发现还可以，并不如想象中可怕。世贸组织是一个规则主导的世界，如果我们中国能够掌握规则，我们无论怎么发展都可以寻求安全的。

　　《经济》：入世谈判中，如何判断一项协议是否对中国有利？

　　吴家煌：我当时只认识到一点：我们不管做出什么承诺，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都要和改革开放的方向是一致的。如果是和我们改革开放的方向是相背离的事情，我们根本就无法承诺。当时的代表团请示中央开放某些行业，最根本的理由就是这个符合我们改革开放的方向。在这方面，各个行业的认识是一致的。

　　《经济》：外界对中国入世5年来所进行的改革开放整体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也有一些负面的意见，您对此怎么看？

　　吴家煌：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要履行的义务来看，剩下的一块主要集中在服务贸易上。发达国家对我们的服务业开放程度不够的批评是偏颇的，第一，他们忘记了我们刚刚才结束过渡期，他们非常着急，巴不得我们马上全部开放。第二，他们对我们没有承诺的某些东西认为也必须开放。

　　《经济》：在中国最受政府保护的行业也需要全面对外开放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今后发展中的风险？

　　吴家煌：我们现在的发展具备了以前所不具备的三个条件：一，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二，国内所有和贸易有关的法规都做了调整，涉及两千多部法律、规章、措施。现在我们的贸易法规与世贸组织的法规是衔接的。三，政府官员和老百姓的观念都比以前更开放了。有了这三个条件，再来看后过渡时期中国的发展，我觉得中国的自信心更强了，我们有能力处理好开放中的、履行入世义务中的问题和挑战。

　　《经济》：这些天我们所能感受到的都是非常乐观的情绪，似乎入世5年是一个不痛不痒的过程，您的感受是什么？

　　吴家煌：目前的乐观只是表现在舆论上。有些问题即使和世贸组织分开来考虑，中国历来也比较重视，比如金融改革，银行业、证券业，大家都很关注很操心，有没有世贸组织都要改，入世只是增加了我们改革的迫切性。

　　《经济》：中国从哪里获得后过渡时期改革的“迫切性”？

　　吴家煌：我们现在每年还要接受世贸组织对中国履行入世义务的检查，从而迫使我们的一些关键部门不改革也得改革，竞争压力将会增大。比如说电信业，竞争压力增大后收费肯定会降低。拿手机的单项收费来说，老百姓再怎么不满，电信运营商也不会主动取消。但是实现开放以后，除了垄断供应者之外，还会有外来的供应商，情况就会改变。

　　《经济》：入世会不会使得中国经济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吴家煌：这涉及经济安全的问题。一个国家与世界的联系越多，他的安全度也许越高。关起门来，什么都是自己的就安全了？中国目前资源短缺，融入全球市场可以增加稳定供应。就好像北京市场的蔬菜，全部由北京本地生产相对于周边省市一起供应北京市场来说，哪个安全程度更高？放大到全球范围内来看中国经济，道理也是一样。

　　《经济》：那么目前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吴家煌：过渡期结束以后，我们的农业、工业、服务业都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多少和入世有关。开放之后要参与全球化分工。我们的农业投入了50%的劳动力，却只贡献了GDP的12%多一点，不能把农民锁在生产效率这么低的产业中。不过目前的问题是，农业人口转移出来后，并没有相应出现土地集中使用和产业化经营的倾向，值得研究。

　　在工业领域，出口增长这么快，带来的1万多亿美元的

　　总体来说，入世过渡期结束之后我们要注意的问题与没有入世我们同样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致的。问题是没有入世的压力之后，改革的力度可能会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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