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纳税成本到底高不高

　　世界银行与普华永道近日联合公布了一份全球纳税成本的调查报告，中国内地由于“每年872小时的纳税时间、47项需缴纳的税种、77.1%的总税率”，在175个受调查国家(地区)中，排名第168位，纳税成本高居第8位。国家税务总局对此并不认同，认为其统计方法、计算方法以及采纳数据等都不科学。目前，国税总局正在对调查报告进行修正，“希望拿出更有说服力的数字”。

　　“无效成本”是推手

　　实话实说，单纯使用纳税时间、应纳税种、总税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纳税成本高低，确实在某些方面是“不科学”的。特别是把不同税种之间的税率进行简单相加，得出的所谓“总税率”，更加“不科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纳税成本全球第八”的相对排名就一定不科学，因为排名所依据的标准毕竟是一致的，人家并非仅仅针对中国。退一步，即使“纳税成本全球第八”或有不精确，但笼而统之的“纳税成本高”却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网络上压倒性的评论留言便能印证这一点。

　　纳税成本是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为纳税而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与本期实缴税收之比。纳税成本也被当做奉行成本，就是纳税人遵守税法的规定，履行自己纳税义务所需要额外追加的成本。在笔者看来，人们觉得纳税成本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个成本在绝对数上高，也即实际支付的成本总量高；二是这个成本在相对数上高，也即非必要支付或者零效用支付的“无效成本”太高。

　　显然，税务总局对“纳税成本全球第八”的“不科学”指责，主要集中在前者上。比如，我国税制就没有美国复杂，美国两大本两、三千页16开版本的税法，每年都要进行修订调整，美国没有任何一个税务官员能够把这两本书全部弄懂，都只是了解自己负责的那一小部分。如此复杂的税制，纳税人因纳税而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能少吗？

　　被忽视的一点是，我们的“税制”可能没有美国厚，我们的“费制”厚度却恐怕是人所不能及的。工商、质监、城管、交通运输管理、医药食品等等，这些执法部门都在收费，正规的，不正规的，可谓多如牛毛。另外还有一些基金，防洪保安基金、人民教育基金、残疾人保障基金等等，多一个名目就多一项纳税成本，纳税成本能少吗？

　　关键的，我认为“纳税成本高”主要还不是高在总量上，而是高在“无效成本”上。美国两大本两、三千页16开版本的税法，虽然繁杂，却有利于促进税收的规范和税负的公平；与之相比，我国税制或许相对简单，但其中纳税人付出的很多纳税成本却是“无效成本”。也就是说，纳税成本的增加无益于税收的规范和税负的公平，乃至还有损于公平，比如合并前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就是如此，“费目繁多”亦是如此。不必要的烦琐和无效的烦琐，显然会加深“纳税成本高”的心理感觉。

　　征税成本抬高所致

　　吴睿鸫

　　笔者以为，尽管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出炉的这份全球纳税成本调查报告，在选取数据渠道、计算方式方法和观察问题角度等方面，的确很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所反映中国的纳税成本高的“铁证”并非真实可靠，但是，我们并不能一味指责国外这份报告，更应检讨和反思国内的税收制度，以客观务实的态度，来分析国内的纳税成本到底高不高？

　　首先，从某种意义上讲，纳税成本与征税成本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税务部门的征收成本越低，民众与企业的纳税成本自然也会随之降低。可是，现实的情况却是，我国的征收成本与国外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并呈现出“一路走高”的趋势。比如说，据美国国内收入局1992年年报统计，当年税收征收成本65亿美元，占税收收入总额11207亿美元的0.58%。新加坡的征收成本率为0.95%，

澳大利亚为1.07%，日本为1.13%，英国为1.76%。而在我国，据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测算，1994年税制改革前，我国税收征收成本率为3.12%，1994年税制改革和税务机构分设后，征收成本有所上升，到1996年约为4.73%。据估算，到上世纪末中国的税收成本率约为5%-8%。

　　其次，税收制度的“不公”，造成了纳税成本的增长。据测算，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名义税负是15%，实际税负是11%。而内资企业目前的名义税负是33%，实际税负为22%左右。数据显示，因为实行内外企业有别的税收政策，导致我国在外资企业方面每年大约少收入2000亿元的税收。加上我国每年对出口商品的退税，估计至少有3000亿元的税源让利给了外资企业和外部消费者。由于外资企业本来就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占据优势，税负的不平等，使内资企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加上外资企业偷税避税问题严重，这也导致一些内资企业采取偷税避税措施，导致征税成本高。

　　此外，税务部门的征管模式“死板”和“僵化”，也增加了纳税人的纳税成本。税务部门在征收过程中，往往置多种现实情况而不顾，将复杂化问题以“一刀切”的方式简单化处理，说到底，是因为税收征管灵活后，涉及到税务部门的管理成本和征管能力，所以税务职能部门则从自身利益为着眼点，将征管便利留给自己，把成本和负担乃至损失统统都甩给社会，这种行为，说轻一点是“行政偷懒”，话讲重些是一种典型的官本意识。(24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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