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

    圣诞夜的前夜从东京回来之后，我终于可以有了几周相对平静的日子。贺新年的那一天，韦森教授和我分别携家人在史正富教授家里小聚，喝茶聊天。席间听正富兄再次提到他们最近进行着的一项研究，很是兴奋。如他所判断，迄今还没有人对中国政府拥有多少资产进行过系统的估计。如能合理揭示，必然引起外界高度的兴趣和关注。

　　从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那天开始，正富兄就想组织一个研究小组来重新估计中国政府手中的资产规模。这样一个题目需要小心设计，巧妙求证，很多东西需要想明白之后才能动手。但这个题目的确是一个富矿，值得精心开掘。尤其是需要对政府组织和出版的已有的各种普查资料进行研究和核算，当然还要寻找出估计其价值的方法与依据来。依我的眼光，这些工作还都是可行的。

　　我同意正富兄这样的判断：中国政府今天正在变得“财大气粗”。最近的报道说，去年“中央企业”的利润增长了12%。中国移动一家公司去年的利润就超过300亿元。这当然还只是中央政府拥有的160家左右的大型国有企业中的一个。不可否认的还有，中国政府拥有的“中行”和“工行”最近在资本市场中受到海内外投资者的追捧，政府自然喜上眉梢。这些大盘股的陆续上市可谓摆出了一席中国政府的“喜宴”。五年前，我们似乎还对政府拥有的这些国企一筹莫展，忧心忡忡，全然预想不到今天这种别开生面的结局。难道不是我们的“conventional wisdom(世俗认知)”出了问题？

　　说起来并不是巧合，中国政府拥有的经营性的公司大都分布在今天格外能挣钱的部门和领域。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10年前那场关于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的讨论。那时的讨论说，政府应该把国有资产从分散的竞争性部门中退出而集中于少数的战略性部门。尽管当时的主要论据是，这样的集中是为了维护经济的安全和政府继续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但是这样一个方案的直接经济后果是，中国经济的繁荣直接推动了政府资产的迅速增长。原因当然是中国政府拥有的经营性资产要么分布和集中在上游产业，要么政府垄断了IT等战略性行业的经营。

　　现在回头想想，描述中国经济转型的独特方式中应该再增添一个精彩之笔。大多数转型经济中政府的做法通常都是先买掉自己拥有的企业，不管是什么行业的。他们的顾问们的想法总是，只要把国有制私有化了，什么事情都好办了。而中国政府的做法正相反，只要保住国有制，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在正统的经济理论上，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国家所有制不发生变更的条件下可以推进市场经济和经济增长。而今天我们则需要去解释中国成功的逻辑，并反过来挑战正统的理论。

　　进一步而言，改革以来，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我们那场关于所有权问题的讨论，今天突然变得有了另外一个意义。如果当初我们对所有权的讨论是以国家所有权的“私有化”为结局的话，那么，我们的经济转型就可能是接近标准的，与俄罗斯也难有什么大的区别。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这个强势角色还能否维持就要打个很大的问号。把所有权与使用权进行了分离，把经营权与所有权分开了，虽然这在理论上很难找到充足的依据和理由，但却在实践中做到了。做到两权分离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政府做出了可信任的承诺，这一点是中国式改革方式中最令人着迷的地方。人们为什么相信政府能够出让并确保经营权的安全呢？我们还不得而知，需要经济学家给出一个好的解释。但是，所有权与经营权一旦做到了分离，中国政府就从此走上了富裕之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地表现为政府和国家增长的重要原因。

　　其实，中国政府经营性资产的增长还只是政府拥有的资产的很小的部分。以往我们看待政府的大小，主要看政府的公共财政范围，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规模往往大体度量出政府的限度来。这样看政府只是把政府简单地看成了单纯的公共品的生产者。这当然是政府的主要角色。不过，这肯定不是政府势力的全部。任何一个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自己的资产。比如政府投资和主办的企业或非企业机构，政府所有的土地、道路、河流和森林，或者国家公园或者一些物质的基础设施等。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不过，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不光拥有那些数不尽的名山大河、风景秀丽的国家公园，庞大的道路和基础设施网，中国政府也不光拥有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业资产，中国政府还拥有别的资产，这些资产根本不在账上。正富兄经常说到的一个现象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名下有数不尽的楼堂馆所，光是不对外开放的用于内部接待的高级宾馆和饭店就不计其数，而且这些宾馆和饭店不仅造价高，而且地段和周边环境大都是一流的，机会成本可谓极高。可是，建造这些宾馆和维持其每天营运支出费用，不管多大，又都是来自政府的财政预算。既然是财政预算的拨款，这些巨大的投入只是作为每年的财政支出的项目计入了，花掉了也就没有了，在账上也就不存在了，每年如此，没有算作政府的资产项目，更没有按市价估计其资产的价值。政府购买的用于官员使用的小汽车也是如此。各级政府拥有的车队是一个很大的资产，但却是作为财政支出的项目来入账的，没有列入资产。政府只有财政收入和支出的统计，没有类似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因为没有资产负债表和对资产的估计，政府对这些实物资产的价值一无所知。

　　就目前而言，政府的这些资财还只是公共财政上的支出项目而已，而且政府也没有把那些实物当作资产来统计与处理，但中国的政府体系里，确有管理这些实物资产的行政主管部门。比如，政府的机关事务管理局(处、科)就统管着政府的楼堂馆所和车队等。政府也有管理着山川、道路和森林的部门。有这些政府部门在那里，统计其数量和范围自然不是大的问题。剩下来的不只是资财的资本化和价值的估算问题，而且对政府而言，这些财政支出项目确实是一个在市场上可以估值的真实的资产。

　　的确是超乎想象的，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途径是在政府所有权没有变更的前提下，仅仅依赖着长期租约和政府的有效承诺而走出来的。那些算在政府名下的资财，其中大多数还没有实现商业化和市场化，没有市场的价值。但其价值可估，有待政府在需要时进行重估和折现。国有制在今日中国出现这样的结局，究竟是应该归因于智谋、策略、妥协？还是意外的收获？任凭我们去想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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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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