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我们的知情权何以在封口事件上脆弱不堪

　　邓海建　

　　云南一人大主任驾车撞死村民，领导指示封口。云南宜良县人大主任祁文生驾车撞死村民，因其身份特殊，各级领导曾向所有村民打“招呼”，不要向新闻媒体反映此事，死者家属面对记者只称相信政府会给满意答复。事发后，祁文生请假一周回家休息，而有群众私下表示“这肯定是酒后肇事”。(1月8日《生活新报》)

　　每一个“封口事件”往往就是对一个堂堂真相的权力性、资本性恶意屏蔽。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好在这是一个资讯手段多元、信息传播日渐脱离长官意志的时代，所有的真相只会迟到，但决不会不到——任何的丑闻一旦被“媒体”盯上，纵使不需媒体自己去深挖，我们也会以现代宪政社会的公民自觉、信息敏感、甚至天然好奇去心口相传。其实，“司机撞死了人”也算不得什么新闻，但因之“人大主任”的身份、加之被“指示封口”的鸵鸟政策倒越发使得这起“交通事故”诡异多姿起来。

　　被封口的“撞死村民案”欲盖弥彰地透露着三个信号：一是某些地方政府在“透明政府”、“法制政府”建设的轰轰烈烈下何以在遭遇自我丑闻前依然能惯性地选择遮蔽真相？愿不愿“封口”是一回事，能不能“封口”是另一回事，在这两回事中，后者是考验公众知情权是“落地”还是“架空”的关键。“遮丑”是群体行为的天性，但我们从不需要一个擅长于“化妆”的政府，所有制度设计的最初和最后的旨归：无非是要养成一个勇于“素面朝天”的政府——这是基于对公众知情权保护的考量；二是一个政府工作人员的突发事件为何常常成为整个政府舆论提心吊胆的导火索？既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既然相信老百姓起码的逻辑能力，何以一出事就动辄是宣传部、政府机关出面“摆平”呢？如果不是零星事件背后牵扯到非正态的官场规则或者暧昧的行政生态，他们，会纯粹是出于情感自觉去动用公权来掩饰个体危机吗？在这些“封口事件”上，他们究竟想要“封住”的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真相，还是要“封住”群体性的制度走偏？其三，被封口的“撞死村民案”是不是涉嫌权力的无序放大和对政府公信的滥觞？在事实面前，政府从没有任何权力可以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设若是威胁或者利诱的背后，则有悖起码的权力正义底线；而“封口”对政府公信的戕害比“封口”本身更危害深远，一个动辄要求公民沉默的政府，能发出多少铿锵的声音呢？流言从来不会止于时间、只会止于真相。

　　概率论而言，开车在路上，事故或者是难免的。只是，一个人大主任出了

交通事故，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惯性”让我们庞大而威严的政府动辄就去劳心费力地“封口”呢？我们的知情权何以在“封口事件”中如此脆弱不堪？这两个问题的关键，怕还是在于公民的知情权缺乏制度保障——各种信息公开的量与度还基本依赖权力者的“心情表”、是一种行政道德裁决，而非制度归置。在危机中政府有“封口冲动”是不奇怪的，我们需要反思的倒是他们的“封口冲动”在怎样的制度框架下成了“封口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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