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从框架目标到结果的中间思维

　　目标内涵应首先达成共识，之后才是政策立足点和重点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隆国强

　　本报记者 冰岛

　　1978年当中国第一次以坚定的开放姿态，向整个世界打开国门时，这个在封闭经济中独善其身的国家，已走过近三十年发展历程。虽然在漫长时光中，中国已初步建立起工业体系，但以文革为代表的几次内乱，几乎将国家的发展根基摧毁，整个经济在近乎崩溃的风雨中飘摇。于是，在改革开放中振兴中国，成为当时中国政府最明智最充满魄力的选择。

　　开放的国门像一把无声却无情的尺子，精确地丈量着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咫尺天涯的距离：就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世界第一台计算机已在美国诞生。这个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崛起并超越英国、最终成为世界经济引擎的新国家，已开始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前两次革命相比，此次革命的最大贡献，是逐渐将全球经济一体化，最终演变为全球化这个新国际体系，开创了世界经济史上的新时代。有专家形象地说：“如果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在爬，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在走，第三次工业革命简直是在飞”。

　　美国就这样又一次站在工业革命潮头，直到今天仍为世界经济霸主。

　　此时多数发达国家工业化路程已走完，需能源和资源强力支撑、并对环境有巨大破坏力的制造业，已不是这些国家产业首选，服务贸易成为他们的支柱产业。于是，将制造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以赚取更多利润的国际制造业大转移开始了。

　　此时中国虽还在计划经济中徘徊，甚至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缺乏感知，但良好的制造能力、世界独一无二的大市场，使中国成为国际制造业大转移首选地。中国的新工业化道路，也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中，从加工贸易开始起步。

　　随后的二十多年，各种工业园区、保税区、高新技术园区，遍布中国从城市到小镇的所有角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进出口额成倍增长，贸易大国的地位就此奠定。此时中国商品遍布全球，以物美价廉赢得人心。一位美国妇女曾尝试一年中如不买中国商品，生活会怎么样？结果是生活费大大提高，生活质量却急速下滑，她承认生活中已离不开中国商品。

　　为加快工业化进程，争取更多发展机遇，1987年中国开始“复关”谈判。令中国政府没想到的是，这个谈判竟进行了漫长的十五年。个中原由错综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的发展速度被外力减缓了，毕竟一个大国即将崛起，现有大国都不愿看到，虽然其已在这块土地上，捞取了异常丰厚的利益。

　　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终于如愿入世。这一天整个中国在狂喜和忧虑中狂欢，“机遇和挑战并存”，成为政府和民间对入世的共同解释。五年后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感慨地说到：“入世对当时的中国政府来说，真是不知道水有多深，所有对入世的分析都来自理论；也不知那么多跨国公司来到中国后，中国企业将遭遇什么样的打击”。

　　这是入世时中国政府的真实心境，但入世有如第二次开放国门，中国取得了更大成功：2005年中国进出口额高达1.4万亿美元，人均GDP达1700美元，许多中国人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虽然竞争和生活压力，也开始前所未有地压迫人们的神经。

　　但新问题开始出现：随着进出口额高速增长，中国进入贸易摩擦高发期，并同当年的日本一样，成为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制造业对能源和资源的严重消耗，使许多战略性资源和能源出现短缺，需高价从国外市场购买。于是，石油大战和铁矿石大战频频上演，整个世界对能源和资源的争夺战愈演愈烈，中国为此付出巨额外汇。

　　虽然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崛起前景已经明朗，但正如一位美国华裔专家所言：“一个世界性大国的外部崛起，首先是内部能力的外延。”而此时中国产品仍处于全球产业链最低端，利润微薄，服务贸易刚刚起步。这一切都显示中国要想成为世界性大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也由此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新目标。这将是

中国经济又一次腾飞，是中国成为真正大国的根基之一。

　　但从量变到质变，需求的元素越来越多，牵一发而动全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内涵是什么？应立足什么？政策手段怎么选择？怎样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怎样围绕该目标制定国家战略？目标到底该怎么实现？市场各方纷纷给出见解。但种种迹象表明，部分问题并未达成共识。 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我国著名外经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隆国强。

　　记者(以下简称记)：隆部长你好！市场各方对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理解很多，能否对该问题进行一下梳理？

　　隆国强(以下简称隆)：我国对外贸易在过去近三十年中发生了巨变：改革开放初期是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创汇，国有外贸公司垄断出口；1980年代靠扩大开放引进外资，外资企业占出口比重持续升高，国有外贸公司不再一统天下；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抓住IT制造业转移之机，大力吸收外商投资，迅速崛起成为IT产品出口大国；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也因此大大提升，机电产品在出口中比重超过一半，高新技术产品比重超过四分之一；外贸主体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从国有外贸公司一统天下，演变为外商投资企业、国企与民企共发展的新格局；我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也大大跃升，成为第三大贸易国。

　　现在讲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到底转什么？是转变贸易主体结构吗？如外资企业太多，将内资企业作为外贸发展新动力？还是改变出口产品结构？还是其他？总体看人们对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尚未达成共识，存在不同理解。我的理解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主要是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地位。

　　全球产业价值链未形成时，国家之间主要是产业间分工，国际贸易主要是产业间贸易，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发展中国家主出口初级产品和轻纺产品。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贸易投资障碍显著减少，加之信息技术对产业的渗透，导致全球产业价值链形成，这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最重要变化之一。结果是发展中国家有机会参与资本和技术垄断型产品的低附加值环节，如我国采取加工贸易方式参与全球分工，但这种分工并未超越比较优势和资源秉赋。我国出口额中虽机电产品超过一半，高新技术产品超过1/4，但仍属低附加值产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就是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从劳动密集的制造环节，向产业价值链的上下游攀升：一是向上游技术密集环节攀升，主开展研发活动和核心零部件生产；二是向下游信息与技术密集环节攀升，主开展总部经济活动和生产型服务活动，包括创立国际品牌。

　　从全球产业价值链角度看，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方向就很明确。后起国家要想提升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地位，必须超越先天比较优势，通过人力资源改善和制度创新，获得后天比较优势，从而在信息、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上形成优势。

　　记：转变目标如定位为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为什么要表述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隆：基于几个原因：一是我国已是贸易大国，出口规模不再是追求目标；二是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出口创汇也不再是外贸发展目标；三是我国已进入贸易磨擦高发期。基于此，未来我国外贸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目标，与以往相比有根本性不同。决策层已认识到调整外贸发展战略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因此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来表述。但这种表述比较笼统，只强调外贸增长方式要转变，并提出转变目标是从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从粗放型转变为效益型。但转变的内涵是什么？怎么实现转变？还需理论界进一步探讨。

　　记：市场各方理解该表述时，应把握什么？

　　隆：一要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分析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从而把握全球产业分工的规律性变化；二要把握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有很多独特之处：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决定了其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贫穷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经济大国(经济总量很大)；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人口众多资源贫乏，对外部资源和能源依赖度越来越高；技术水平还很低，创新能力不强；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热播的《大国崛起》，总结了九个大国的崛起经验，而我国的独特性及所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环境，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照搬任何既有模式，需多角度探索。如从全球产业价值链这一新视角，看中国贸易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自然会得出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的结论。

　　记：外贸理念也将发生变化。

　　隆：当然，不同理念和目标，会带来不同战略和政策手段。李嘉图强调比较优势，政策取向就是要自由贸易；李斯特讲幼稚产业保护，战略就是进口替代。如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就需创新研发、优质人力资源、知识产权保护、国内外信息交流，还需市场机制。1990年代美国新经济之所以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一个创新机制，即创新公司加风险投资加资本市场，从而使研发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经济全球化带来很多新变化，很多资源需求可通过全球市场去解决，一旦目标明确，就要缺什么补什么。

　　全球化时代要想有所为，必须懂得有所不为，懂得与别国的分工合作，才能实现互利共赢。后起国家要想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政府作用不可替代。新加坡当年为吸引跨国公司来新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政府亲自和跨国巨头谈，按跨国公司产业转移要求，要码头建码头，要什么人才帮你培养，从而超越先天比较优势，形成动态比较优势，并按政府产业升级目标，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强调政府作用不可替代，不是要政府越俎代庖，主要是通过政策调整体制创新，创造动态优势，依靠市场机制引导企业，实现政策目标。

　　记：调控外贸的政策手段是否也应升级？

　　隆：政策手段无所谓高低，不同目标需不同政策手段，关键看哪些政策手段更具实效。如原目标是出口创汇，政策手段就是本币

汇率贬值、出口补贴和奖励等。现在讲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政策手段就不能局限于贸易环节，应从改善产业发展环境入手。如为提升研发能力，需改善研发硬件、培养研发人才、保护知识产权、创新融资机制和成果转化机制。但有些政策是共同的，如政府服务、市场环境改善、服务效率和基础设施完善，这些领域政府可大有作为，政策效果也最明显。

　　记：眼下需对哪些问题着重研究？

　　隆：一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并就该转变制定国家战略；二是确定战略重点，应突破的领域怎么选择先后顺序和轻重缓急；三是研究不同战略之间怎么配合；四是确定用什么政策手段实施战略。

　　记：外贸管理体制也将发生变化。

　　隆：管理体制分几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政府职能重新定位，如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什么该交给市场和中介组织。放弃既有权力对政府是最大挑战，但政府职能重新定位，绝不等同于政府退出，甚至还需政府加强管理和服务，总方向是减少干预。如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以前不突出，但中国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怎样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就对政府提出新要求；二是加强相关领域法律法规，改善政策环境；三是机构设置，要形成决策科学、管理高效、乐于服务、勇于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衡的管理机构。总之政府需解决定位、规则、机构三大问题，既要做减法又要作加法。

　　记：中国正处于崛起、对外开放战略升级阶段，在这种背景下谈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起点应完全不同。

　　隆：任何战略都是阶段性的，现阶段谈外贸增长方式转变，需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必须适应和配合整体经济发展战略要求。需强调的是，中国离一个真正的大国还很远，经济总量仅是成为大国的基础，重要的是对全球资源和经济的控制力，而中国该控制力还很弱。如着眼于中国和平崛起，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等活动，就必须围绕对全球资源和经济的控制力而展开。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则要立足于这个新起点，服务于这个更高目标。

　　记：该转变要想实现，需一批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崛起，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隆：要想提升对全球资源和经济的控制力，必须靠跨国公司去实现。经济全球化也是跨国公司全球化，只有拥有一批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跨国公司，一个国家才能拥有对全球资源配置的较大主导权，才能拥有大国地位。正因缺乏这样一批公司，才使中国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言权有限，这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最大区别之一，培育一批跨国公司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

　　目前我国的跨国公司，主要是政府控制的垄断型企业，与民间资本的跨国公司有很大差别。政府控制的公司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是可借助政府力量，但有时这恰恰成为劣势，很多国家对外国企业的国企身份高度敏感，中海油并购尤尼科受阻、中石油并购俄罗斯石油公司出局，主要是因其国企身份。同时国企改革尚不到位，内部治理结构还有缺陷，还不能真正适应跨国经营需要。这些年中国民企快速发展，但大企业不多，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更少。企业成长虽靠自己，但后起国家要想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离不开政府支持。如没有韩国政府的长期扶持，难以想象韩国能在短时间内，成长起三星、LG、现代等一批国际竞争力十足的跨国公司。相形之下，中国民企不仅难以得到政府扶持，还受到多种约束，大大影响了其成长为跨国公司的进程。尤其是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没有实现可自由兑换，我国的体制环境尚不适应企业国际化运作，一些企业为此将总部放在境外。就中国的跨国公司成长问题，我们曾做过几次调研并提出一些建议。

　　记：以什么为着眼点的调研和建议？

　　隆：2000~2001年的调研，主要着眼于简化企业对外投资审批，政策建议得到政府相关部门采纳，目前这方面政策和体制已有很大改进。2004年以来的调研，主要着眼于如何营造一个适合总部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开展跨国经营的体制和政策环境。目前我国一些企业正在跨国经营，但由于国内体制和政策环境不适应，一些企业只能将总部设在境外，联想已将总部放在纽约，TCL将国际化经营总部放在香港，这种情况对国家而言是可悲的。我们建议选择一批内部治理结构较完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开展培育跨国公司试点，实行特殊管理体制。如对外投资时在资金跨境调动、人员出入境等方面提供便利；对跨国公司的管理，可参照外国公司在中国设总部的办法。

　　记：这些建议被采纳了吗？

　　隆：还没有，对这些建议有不同声音：一是对发展跨国公司的战略意义，一些人还缺乏认识或认识不充分；二是有些人认为其所管理的领域政策已足够，现阶段不需进一步改革；三是认为市场经济下不该有差别待遇。但如着眼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和中国崛起，给这些公司一些便利化的差别待遇，十分必要。

　　政府部门已认识到中国需大批跨国公司才能支撑大国地位，共鸣越来越多，政策也有改进，但改进重点主要是资金从境内到境外的审批简化、外汇额度提高等企业抱怨多的环节，对投资后如何适应跨国经营的体制和政策，则严重滞后。

　　企业境外投资也应有鼓励性政策。现在对企业境外加工贸易有些鼓励，但今天企业走出去，主要不是转移过剩生产能力，而是从战略角度对外投资。现在是中国企业大规模海外投资的早期阶段，先行企业需付出探索成本，积累经验教训，对后来者有利，探索成本应被分担。政府应考虑实行一定的鼓励政策，应从大国崛起高度看待对外投资。

　　记：商务部已决定在“十一五”期间，培育一些国际知名品牌，但企业品牌崛起，需国家品牌战略配套和推动。

　　隆：企业品牌与国家品牌是互动关系，国家品牌的提升，依赖于一大批企业品牌崛起，国家品牌形象的改善，也有助于企业品牌发展，如国家品牌形象差，企业品牌会受到很大拖累。

　　记：国家品牌战略应由哪些内容构成？

　　隆：国家品牌主指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总体形象，由这个国家产品的技术水平、质量、价格、服务、诚信、法制等多方面内容构成，甚至传统、文化、习俗和商业习惯，也会成为影响国家品牌的重要方面。我国早期出口追求规模，缺乏国家品牌意识，造成不少不良后果，最典型的是俄罗斯市场，令人深思。

　　1990年代中国假冒伪劣产品盛行，当时边贸、易货贸易等不规范的贸易方式，占中国对俄贸易相当比例，出口一些低级服装、

纺织品和玩具等，一些个体商人也不讲诚信。这样一些产品到俄市场后影响很坏，中国产品因此成为假冒伪劣代名词，对后期优质产品进入形成很大阻碍，家电、汽车等进俄市场时，需付出几倍于它国的努力。目前日韩等国的家电产品在俄市场卖得很好，而中国作为一个家电大国，价格和品质应十分适合俄市场需求，但由于国家品牌在过去受到很大损害，企业开拓俄罗斯市场面临额外难度。俄罗斯市场给人的启示是：在国家品牌塑造上，政府责无旁贷，并可大有作为。

　　要想改善国家品牌，政府首先要加强对出口产品与服务的管理。如出口产品质量，海关和质检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尤其要注重知识产权保护，严防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表面看这是对本国企业施压，会失去眼前的商业机会，实际上有利于国家品牌建设。对在全球占垄断地位的产品，可尝试限制低价低质产品流出国门，扶持优质产品扩大出口，加大扶持力度。对俄这样的重灾区更需如此，尤其边贸市场。也许有人会问阻碍边贸发展怎么办？就业怎么办？这些问题只是阵痛。一定要限制伤害国家品牌的产品，继续流入国际市场，投资领域也一样。国家品牌是公共绿地，谁都不去维护就会被毁掉，政府正是这块“公地”的管理者，对国家品牌既要维护又要建设。

　　记：一些专家和机构认为在转变方式上，可将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作为契入点。长远看必须如此，但眼下这三点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最弱项，相当一段时间内难有质变，愿望和结果可能因此而相距遥远，怎么看“三个自主”的选择？

　　隆：这三点都是未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方向与重点，但现阶段强调“三个自主”要分清层次，政府需两条腿走路：一是培育有竞争力、有潜力的跨国公司时，强调具备“三个自主”的公司，将“三个自主”与培育跨国公司战略统一起来；二是要分清“三个自主”的难度与轻重缓急，近期重点应从更广意义上，提升技术含量高的零部件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加大对其的研发扶持，取得实效，总之应先将中国制造这本经念透。

　　记：当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新目标时，中国对外贸易所处的环境更加错综复杂。面对少数大国对中国的层层施压，加之目标实施过程中的复杂和艰辛，人们难以判断这个转变过程究竟需要多久。但眼下这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对 目标内涵应尽快达成共识，并制定出国家战略，这是实现转变的前提。这次转变对中国而言，将触及产业发展和经济体制核心问题，政府职能也面临重新定位，一批跨国公司急需成长为目标实现的中坚力量。

　　2006年12月11日，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全力渗透、与中国贸易大国金融小国的现实，使许多中国人开始担心经济命脉一旦失守，产业安全将被外资死死掌控，其带来的产业扭曲难以想象。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已是中国必走之路，怎样科学地走在路上？政策措施怎样才更高效更有预见性？需市场各方探索和深思，毕竟一个全面开放的中国，在中国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可以预见的是，目标实现过程将波澜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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