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后总统时代全心行善

　　冯郁青

　　克林顿的“后总统时代”依然是引人注目。

　　这样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在离开位高权重的总统之位后，把他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了将全球的财富和最迫切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使命中。

　　这就是克林顿选择的“后总统时代”的生活。

　　不用余生空幻想

　　“你可以坐在那里，为自己不再是总统而难过，或者你可以找到一种方式将你所知、所能以及所了解的人和事集聚在一起做些什么，”克林顿在2006年9月出版的《纽约客》杂志上说，“我早就下决心做的一件事，就是决不要在离开白宫之后，把我的余生用来幻想我还是一个总统。”

　　把克林顿的余生仅仅用来幻想自己还是一个总统的确太长了。他在2001年卸任时只有55岁。而他与人沟通、感染人的魅力，在全球尤其是美国的老富新贵们都有意将财富用于善举的大背景下，有了用武之地。

　　欧美的富豪们正以将毕生积累的财富捐赠出去为荣。比尔·盖茨辞去微软总裁之职，和妻子梅琳达当起了职业慈善家——例如，致力于艾滋病疫苗的研究，为治愈非洲大陆的“艾滋病创伤”不遗余力；巴菲特将375亿美元的资产捐给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称“盖茨基金会”)；Google的创始人开创了谋利的基金会；英国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兰德森宣布在未来10年内将把其维珍公司所有来自航空和铁路业的收入约3亿美元用于新能源的开发、生产和推广，以及其他和全球变暖有关的项目。这些富豪使用财富不仅为了赚钱，还要用来减轻人类的痛苦和危机。

　　帮50万艾滋病人得到便宜药品

　　而克林顿正以自己的个人魅力，将这些财富推到最需要的地方。他在2002年为自己的基金会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

　　当时，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一次艾滋病会议上，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敦促克林顿为控制艾滋病在非洲的蔓延，尤其是降低抗艾药物的价格做些什么。曼德拉是克林顿的老友，在克林顿遭遇弹劾危机时曾公开对他表示支持。对于这样的要求，克林顿难以回绝。

　　克林顿开始集中精力帮助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艾滋病人。他劝说欧洲和加拿大的要人们捐款，向那些基因药物厂商施加降低价格的压力，与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联合国以及像盖茨基金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建立治疗和发放抗艾药物的机构。至今，克林顿已帮助近50万病人得到了便宜的药品。他希望在2008年将这个数字增加到200万人。

　　“克林顿是一个世界级的品牌，”一位将私人飞机借给克林顿飞赴非洲的朋友对《纽约客》这样评价，“他可以做那些几乎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做到的事情。”

　　“硬通货”的诱惑

　　克林顿是首位与新一代对冲基金和零售业巨贾相交甚厚的美国前总统。这些金融界和商界巨子和前辈相比，有着更大的飞机可出借，更多的钱可“烧”。罗纳德·博克(Ronald Burkle)，一个零售业巨贾，是克林顿的另一位游伴和飞机出借者。博克还使克林顿成为其一个投资基金的合伙人。而克林顿与这些人相交的目标也非常明确：以此为交换，来使他们为善事捐赠。

　　克林顿基金会2005年的预算是3000万美元。对这些新贵们来说，捐赠给克林顿基金会不仅可以得到通常的免税待遇，还可以在凌晨5点时和一位前总统开怀畅谈——虽然克林顿已经卸任6年，但依然是“硬通货”，更何况2008年，另一位克林顿(希拉里)也有可能入主白宫。这样的诱惑自然巨大。

　　克林顿最关注的项目就是已经举办两届的“克林顿全球倡议”。这个一年一度的会议邀请在全球的能源与环境、全球健康、消灭贫困、消除宗教与文明冲突中起到非凡作用的政要、巨贾、明星和慈善界领袖共议大计，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一起捐助，解决人类最迫切的问题。克林顿基金会的员工们确保那些承诺捐助却没有实施的个人和团体不在来年的邀请之列。于是，2006年9月的“克林顿全球倡议”上，承诺捐助的资金达到了730亿美元。

　　“克林顿是唯一能做到这些的人。”美国布朗大学校长鲁斯·西蒙斯在2006年的“克林顿全球倡议”上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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