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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软权力的文化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31日 16:47 《董事会》

  文/袁剑

  如果你翻书,文化的解释之多可能让你不甚其烦。人人口中皆曰“文化”,但人人心中对文化的理解则可能各持一端,想说的并不是一件事情,甚至相差十万八千里。在我看来,最恰切的文化定义或许是:特定人群在特定环境的陶养之下所形成的特定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特定行为方式。如此定义,于是才会有所谓诸如楚文化、中国文化、美国文化之分殊、区隔。也只有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区别之下,文化才可以被辨认、被识别,进而具有被追索、被研究的意义。进而言之,文化可以被描述为,特定人群在特定环境之下所呈现出的一种集体的理性计算结果。这种理性计算的结果“化”为个人之思维、之行为则表现出一种下意识的行为过程。也就是说,在这种文化之中的个人,无需所谓理性计算,就能自动有所遵从。的确,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行动,如果真像所谓经济学家所言,人的行为是个人理性计算的结果,那么,不仅成本奇高,而且根本就不可能采取行动。在这个时候,人们必须简化这种理性计算而自动有所遵从。所谓文化,实际上就是这种理性计算的简化和凝炼。比如,如果一个文化体现出某种诚信的特征,那就是说,浸润于这种文化中的人们无需计算就相信:诚信是最理性的,是可以导致个人收益最大化的。这种“信任”,无论在任何特定的情境都能强有力地控制人们的思考与行为。在这个意义上,“信任”即文化。由这个文化的核心定义向外推展,文化则外化为特定的风俗、礼仪、习惯、崇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由此而生,文化遂呈现出斑驳陆离之色,千奇百怪之别。大众口中所谓文化,大致是这一层面的文化。

  由于自然环境迥异,以前的文化差异大多由地域而生。湖南人因地贫而好动,苏南人因富足而安土,大致都出于自然禀赋的差异。工业时代开启之后,地域本身的自然禀赋因素退居其次,而制度、科技成为型塑文化的首要因素。制度的主体是民族国家,所以在现代,民族国家更多成为承载文化的主体。所谓中国文化实际上更多是指中国现行制度下所塑造出来的文化,而不是中国这个所谓独特地域所塑造出来的文化。中国文化如此,美国文化亦然。不幸的是,我们大多数文化政策的指导者在全球化蔚为潮流的今天,似乎还真的相信由某种因地域而生的文化。这不仅是一个错觉,还可能是一个陷阱。

  有鉴于美国文化出口产业、媒体产业无可匹敌的影响力,近年来中国进行了文化体制改革。体认到文化发展不仅是强大的经济力量,也是整体社会福利的重要标准,当然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但如果将文化发展仅仅理解为多办几个演出公司,理解为文化公司的包装上市,而不是重新构建中国人的心灵秩序,恐怕会失之毫厘而差之千里。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如果仅仅将文化发展看作官方禁脔,甚至变成又一种洗钱戏码,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闹剧结果大概就是注定了的了。

  约瑟夫·奈的软权力一经提出,风靡全球。在我看来,所谓软权力,指的就是文化影响力。区别于传统船坚炮利的强制性硬权力,软权力强调的是特定国家的文化吸引力,强调的是魅力。约瑟夫·奈之所以敢在一片“美国衰落”的合唱声中大胆反对,正是因为他相信,美国仍然具有建构在美国制度之上的无可匹敌的文化影响力。冷战之后的事实证明,约瑟夫·奈是对的。所以,中国想要重振其文化影响力,恐怕要从真正的制度创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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