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消逝的中国品牌

　　本报记者 毛剑平

　　据统计，欧美企业的平均寿命是40年，而中国企业仅仅只有8年。

　　把对专利、商标等核心知识产权的开发和保护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企业战略，

　　这是欧美企业攫取超额利润、品牌效应长久不衰并始终处在产业链高端的秘密。

　　中国企业品牌的短命，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在公司治理以及品牌建设上眼光的短浅与急功近利的心态。一些注定短命的商标(品牌)泛滥也说明了中国目前商业文化的浮躁和畸型。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已经是国务院办公厅某司工作人员的程东(化名)依然还清晰地记得1984年秋天一个傍晚发生的事情。那一年，他只有八岁。从那天开始，程东突然觉得变了一个天地。那一天，程东的父亲用全家积攒了三年的290元钱买了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那是程东他们家所在大院第一台电视机。这个黑黑方方的盒子顿时成了大院里受关注度最高的家伙。每天晚饭后，大院里大大小小的孩子，还有那些大人们，都涌进程东家里看电视，以至于程东父亲不得不考虑多置几张凳子。虽然只能收到一个台的节目，也只有一个广告：燕舞、燕舞，一起歌来一起舞！就是从这个方盒子里，程东知道了《排球女将》、知道了《加里森敢死队》、知道了美国洛杉矶奥运会、知道了《霍元甲》……这个为那个年代的孩子和大人们带来无限欢乐的方盒子，程东知道了，它的名字叫“牡丹”。

　　在当今中国30岁以上人的记忆中，这样的故事又何止是“牡丹”电视、“永久”、“飞鸽”牌自行车、“凤凰”牌香烟、“红灯”牌收音机、“上海”牌手表......这些品牌伴随着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成长。甚至每一个品牌，都有一段成长的故事。

　　法学博士袁一帆明年就要毕业了，他告诉记者：“求学这么多年，在北京搬了三次家，七七八八的东西丢了不少，但有两样东西一直没有丢，一件就是我那几箱珍爱的书，还有一件就是刚来北京上大学时父亲送给我的‘上海’牌手表。”

　　1992年夏天，老家在浙江一个小山村的袁一帆考入北京，他成了他们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袁一帆的父亲成了他们村最开心的人。那块“上海”手表，花了袁一帆父亲60元钱，在当时，这笔钱是他们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看着袁一帆手中那块已经锈迹斑斑的手表，表面上却磨得光亮，袁一帆鼻子微微发酸，说：“我父亲前年过世了，我一直留着它，表带前几年换了好几次，都坏了。我一辈子都舍不得扔。看见它，我仿佛就看见父亲那充满期待的眼神。这些年来，我一直以它为激励，争分夺秒地努力。”

　　在改革开放近30年来，那些曾经激励一代人的民族品牌起来了，旋即又倒下，或自然消失，或被国外品牌收购。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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