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要充分利用经济、政治和外交手段为中国企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加快向市场和法治社会的转轨进程，尽快走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行列

　　□ 杨丹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兴公司试图进入印度电信设备批发贸易市场，但为印度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FIPB)所拒。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国际化的主要形式是企业在海外设立“窗口”机构，生产性投资项目很少。上世纪90年代，首钢和海尔先后到美国投资算是开了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先河。加入WTO五年以来，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进程明显提速，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大大加快，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从华为和中兴大举进军非洲和东南亚、中石油重拳出击、奇瑞进军中东和南美，到浙江的鞋业、玩具、纺织的民营企业投资越南、柬埔寨、尼日利亚，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踏上了国际化道路。

　　走出去，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5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达517.2亿美元，2006年1-9月，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40.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75.7%。在规模扩张的同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主体、行业结构、地区分布以及投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走出去的国内企业中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比例已经超过了40%。尽管现阶段我们海外投资项目的70%仍集中在亚太地区，但中国企业对非洲、拉美、中亚等地区的开拓力度不断提高，“立足亚洲、发展非洲、开拓欧美、拉美和南太”的多元化投资格局逐步形成，国际化经营的行业也从传统的商贸向电信、汽车、资源、纺织、建材、轻工、机械等多个领域辐射。

　　2004年，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使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一“蛇吞象”的案例仿佛一针强心剂，催生出一系列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大手笔，如中信集团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企业Nations Energy、中石油收购俄罗斯石油公司(ROSENEFT)股权、建行以全现金方式出资97.1亿港元，收购美国银行在香港特区的全资子公司——美国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飞利浦将手机业务出售给了中国电子公司、吉利汽车控股伦敦出租车等。2005年，并购占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比重达到了55%。目前，中国已成为居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之后的世界第五大对外投资国和日本、澳大利亚之后的亚太地区第三大并购市场，中国企业正在由世界市场的商品输出者加快向资本输出者的角色转换。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有大批企业具备了国际化经营的基本条件。随着国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国内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内在需求增大。同时，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石油、天然气等重要战略性资源以及矿产、森林、渔业等资源或储量不足，或人均占有量较低，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凸现，迫切需要有效利用外部资源。加入WTO后，国外市场的准入条件有所改善，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创造了更多机会。国际化经营不仅有利于中国企业应对激烈国际竞争，绕过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扩大出口，而且有利于掌控和利用国际资源，缓解国内生产能力过剩矛盾，培养高素质国际化的人才。

　　败亦无忧，阳光总在风雨后

　　然而，在中国企业向海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也不时传来一些失利的消息。中航油轰然倒下、TCL整合阿尔卡特未果、联想并购IBM后连遭竞争对手的黑手和美国政府的歧视、华为进军印度受阻、首钢秘鲁公司的当地员工罢工、上汽在韩国遭遇劳资纠纷等等。在海外并购方面，中国企业接二连三受到打击，特别是资源和电信企业的海外并购更是频频受挫，中海油竞购失败、中国移动在卢森堡的收购计划流产、海尔退出对美泰的竞购。这一连串的失利暴露出了我国企业国际化的一些深层问题。

　　从企业自身来看，现阶段我国企业普遍缺乏实行国际化经营的技术支撑，大多数企业在海外市场上仍主要以低廉的价格塑造竞争力，而更大的制约因素则在于经验不足。不少企业没有国际化发展的长期战略，单纯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随意性很强。投资区位选择不当，对国外的投资环境、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市场风险以及技术适用性认识不够、准备不足；合作伙伴和并购对象选择不合理，并购目标不是人人垂涎的肥肉，就是食之无味的鸡肋，造成并购成本上升，并购后整合难度增大。

　　目前，我国海外并购成功案例的比例仅为30%左右；国内业务与国际业务缺乏衔接，往往是顾此失彼，专注于国外业务之时，却让国内市场的竞争对手乘虚而入，造成后院起火，国内阵地失守；缺乏对海外投资项目有效控制，决策效率低下、海外项目运营不规范；另外，财务报告制度、分析制度不健全，审计不能及时跟进。更严重的是，还有一些企业置当地法律法规以及商业习惯、文化风俗于不顾，贿赂官员、违规投标、自相倾轧，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形象，导致劳资关系紧张，甚至对双边的外交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

　　从政府的作用来看，主管部门的事后监管缺位。目前，对境外投资项目重审批、轻服务和监管，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海外项目和公司管理混乱。尽管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但在宏观层面上，特别是利用外交手段为中国企业铺路方面，政府的一些做法还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

　　再从国际环境来看，不可否认中国的迅速崛起对原有的国际竞争格局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中国威胁论”的泛滥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大障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等国家对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限制和阻挠也并不完全出于恶意的敌对。上世纪80年代，当羽翼渐丰的日本汽车企业到美国投资时，也曾引起了上至华盛顿的议员下到底特律的汽车老板乃至蓝领工人的惊恐、抵制甚至激愤。但是后来日本汽车还是成功占领美国市场，把美国的汽车企业打得落花流水。

　　在国际化经营的漫漫长路上，大多数中国企业无疑还只是学步者，难免步履蹒跚，甚至跌倒摔伤。他们还需要引领和呵护，也需要宽容和鼓励。因此，政府要充分利用经济、政治和外交手段为中国企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加快向市场和法治社会的转轨进程，尽快走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行列；而作为企业自身，仅有无畏的勇气显然是不够的，更要有耐心和技巧，这些技巧则只能得自时间和学习。

　　从这一意义上讲，“边干边学”似乎成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唯一选择。一方面，有战略、有规划、抓住机遇、稳扎稳打；另一方面，要在不断试错中积累经验，了解外面的世界，熟悉其“游戏规则”，加快融入当地社会。阳光总在风雨后，经过历练，必定会有一批中国企业脱颖而出，发展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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