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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马的房官与安监局的煤楼
邓海建
近日见诸报端的两则新闻可谓“相映成趣”，也算是为时下国人所关注的两大社会难题作了一个生动而深刻的注脚：一是近期江苏纪检系统办了一个反腐教育展，其中负责城建
的官员频频落马引人注目。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常州市原副市长张东林、南京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魏竹琴等相继被查处，其贪腐行为均与房地产有直接关联；二是山西忻州煤矿安监局仅有10名工作人员，却有四五十间带卫生间的超大面积办公室，有36套超大面积住房。有知情人士透露，建设资金中有小部分是向部分乡镇和煤矿“借的”。近两年，忻州每年都有一两起特大煤矿安全事故发生。(《中国青年报》12月27日)
“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这是中国的古训。“房价”和“矿难”成了全民分享改革福祉路上最揪心的难题，建设部也好、国家安监总局也罢，从“国N条”到李毅中局长N次的怒斥，感性的理性的方式都没能扯住房价飙升和季节性矿难的尾巴，可见，真正的症结不在于制度安排的补丁不够，而在于公权寻租渐次削弱了现实的执行力。落马的“房官”与安监局的“煤楼”，给我们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去探讨如何釜底抽薪地解决“房价”与“矿难”之迷局提供了最警醒的思路。
从行政构架上讲，中国的“房官”应该是为老百姓住房奔波的、“煤官”理应把矿工兄弟的安危放在第一位，而事实呢？某些“房官”见不得房价低、某些“煤官”誓死不撤官股，这几乎成了行政体制上明目张胆的悖论。“权力寻租”，是西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一种经济学理论，指握有公权者以权力为筹码谋求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落马的“房官”与安监局的“煤楼”，可谓是典型的特殊集团“利益寻租”和相关官员“权力寻租”的联袂演出：开发商或矿主靠政府主管部门对生产要素的垄断性批拨而“寻租”；官员则贩卖手中公权得以资本化兑现而“寻租”。权与贵的结盟，不仅使得中国城市居民的房价收入比创下了不可思议的纪录，也让某些地方政府的GDP带上了矿工兄弟的鲜血。
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寻租”行为，都是先有“租金”的诱惑。公权的“租金”，那就是产生于行政垄断的利润，在西方经济学中，这就是由于垄断而获得的“消费者剩余”。如果说，盖章和批条的具体权力皆可能在缺乏第三方得力监管的事实语境下沦为“微观层面”的规则外寻租，那么，中国房地产和矿业中最大最可怕的寻租，却是表现在政策的制定及市场的操控的“宏观寻租”上：譬如对“房价”前景的强势话语的误导，譬如对矿业开采权制度上的先天倾斜……而它们的共性都是以公权的威严做不公正资源配置的后盾，在这些行业暴利的背后，真正起效力的不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而是权力商品化的潜规则。当权与贵结盟来掠夺社会财富，此种“腐败共同体”的溢出效应反过来又会加固其结盟的底气和决心。
落马的“房官”与安监局的“煤楼”之寓言告诉我们：每个经济人都不甘于“社会平均回报率”、都幻想获取“特殊利益”，而政府作为公共权利的捍卫者就要以行政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来钳制其不当得利的几率。完善监督机制不是唯一的法宝，真正的治本之策还是要理顺政府部门的特殊权力，限制并削减其市场化寻租的可能。原标题：落马的房官与安监局的煤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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