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治理成本外部化

　　冯兴元

　　几天前，与一位德国经济学家聊到当代中国问题。他说我国很大一个问题是成本外部化。当时没有深聊，但觉此话耐人寻味。仔细琢磨，情况确实如此，而对于一个法治社会，就是要做到成本内部化。

　　我国的成本外部化问题确实可以说无处不在。就拿我们个人来说，我们虽然是礼仪之邦，但往往可以看到街道上随地吐痰，路人往往不得不侧目而过。山清水秀的江南，小溪上游有人倒马桶，下游则有人挑水饮用。上海的小巷口，稍一抬头，就可以看到许多条铁丝从这边墙头伸到那边墙头，上头则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衣服被单，有时还净往下滴着小水珠。北京的街头小吃铺，食客大口咬着羊肉串，而把纸巾扔得四处都是。一些城市居民还从高楼居所往窗外倒水扔垃圾，殃及路人。

　　企业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我国众多厂商的产品之所以卖得便宜，与污染负担外部化有关。厂商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防范和减少有害排放物，从而污染了河流和海域。这样一来，虽然厂家节约了成本，但对百姓造成了大量污染。据世界银行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就达8%以上。这是因为我们个人和企业的污染负担外部化的结果。

　　上面一些事例说明，成本外部化给我们的经济与生活带来很大的问题。我们既知成本外部化之恶，就应追求成本内部化之善。成本内部化，无非是让制造成本者自身来承担其成本。

　　要达致成本内部化，方法很多。对于污染成本的内部化，最容易想到的是政府解决法。比如经济学家一般提出通过征税的方式，使得所计征税额与外部化的那部分成本一致，也就是等于全社会所承担的社会成本与排污者所承担的私人成本的差额，这种税是著名经济学家庇古提出来的，所以被称为“庇古税”。政府解决法属于罚款法。

　　与此不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则提出市场交易法。具体思路是在排污者和受害者产权明晰前提下，由双方自行谈判来决定污染成本的处理和赔偿问题。此外，按照《京都协议书》的规定，所有发达国家在2008年至2012年间，必须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990年的水平削减5.2%。一些国家签署了《京都协定书》之后，就可以通过购买排污许可证获得一定数量的排污权。

　　在限制许多城市政府的形象工程方面，政治学家提出要加强百姓对决策的参与和监督，也就是加强地方民主的约束作用。

　　对于个人的“缺德”行为，伦理学家则提出要有道德教化。确实，“仁、义、礼、智、信”的修为可以帮助解决许多成本外部化问题。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在达致成本内部化之路上，我们首先遇到的阻碍就是自己。文豪胡适曾经于1924年写过一篇《差不多先生》的短文，名扬一时。“差不多先生”常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环顾我们周围，也有许多类似情况。“差不多先生”的数量之多，行为频度之高，决定了我国存在一种不良的群体文化，那就是“凑合文化”、“将就文化”。面对各种各样的成本外部化问题，国人采取的是“差不多”、不闻不问的态度，缺乏公共参与意识。

　　总之，外部化问题涉及公共政策、市场行为和道德文化各个方面，在一个市场转型国家，其治理也应该是综合性的。(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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