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地理解中国

　　现在新一届政府提倡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这是宪政的一大进步。而这一步的关键，就是民主要有保障，要在上层形成众多的势均力敌的利益集团

　　□文 宁南

　　当前，我们国家最现实和最紧迫问题有两个：其一是实现经济增长，建设小康社会； 其二是祖国统一。这两个目标任何一个目标出现偏差或缺失，执政党的合法性都要受到冲击。台湾如果分裂，执政党的权威性就会出现问题；经济增长、包括社会文化的发展出现中断或衰退，不仅仅是就业压力的加大，更有可能影响执政党的合法性，甚至导致中国四分五裂。

　　因此，历届政府实施的宏观调控，其最终的目的就是使中国的经济保持可持续性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反过来讲，中国的崛起，是否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曼库尔·奥尔森在《权利与繁荣》一书指出，经济增长与繁荣，确实依赖于一个能强化扩大市场作用的政府。市场是重要的，但市场是一套规则，要有人来制定和维护。他认为，所谓现代化的过程，实质就是建立一个最有效强化市场功能的政府的过程。当前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宏观调控，考验的都是中国政府的这一能力。

　　对于中国政府，100多年来大家一直在批评。胡适讲，“我为政府说句好话。”他说，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屡战屡败，就是缺强有力和有效的政府，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却这骂那骂。这话值得我们大家深思。

　　现在，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建设还刚刚展开。不论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是中央与部门的关系，都需要大的制度安排。其中，执政党关心的问题有三：一是财政；二是吏治；三是意识形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些问题都与利益集团有关。今天的中国情况已经与1990年代之前有了巨大差异，有利益集团是正常的。

　　当前政府提出的执政能力建设，其实核心内容就是立宪政策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掌控地方的财政、人事和意识形态，而影响中央层面决策的各种利益集团要多，利益集团还要能势均力敌，这样就有竞争，有竞争就有利于中央政府的强大，当然更有利于社会的平稳发展。

　　总体来说，中国的改革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坚持推行市场经济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但如果回顾近500年来中西文明发展中不同命运，有许多制度性的根本问题我们还没有真正搞清楚。

　　中世纪后的欧洲，由于大量美洲金银的涌入，就有了需要政府保护产权的政治诉求，从而通过光荣革命兴起了一个新兴的阶级。所以，不论是哪个社会阶段的制度，都是要保护最具革命能力的阶级。而政府要想让经济长期增长，就要保障那些最有生产能力者的产权。无论是中国古代的秦始皇，还是现代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国家权力保护的都是最有生产能力的产权。在当下的中国，最具生产能力的是谁？这需要我们自己做出回答。当然，决不应该是官商勾结中的官僚资本。

　　所以，宪政和法治，应该放在这个大背景下进行深刻地理解。其实，宪政最核心的是法治要保障个人的权利，提倡以人为本。至于所谓彻底的民主，我们可以听听自由主义的鼻祖阿克顿在《法国革命讲稿》中的论断：“完全的民主权利，名义上是寻求民主的真正保障，最后却是以暴政结束。”事实上，只有英国的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实现了宪政和法治的成功。

　　现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口号大家已经耳熟能详。所谓法治社会，就是政府在授权下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这和依法治国其实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因为对后者来说，法充其量只是权力者的一个工具，这与主要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精神是相背的。

　　用英文来讲，我们应该建立的是一个“rule of law”的法治社会，而不是“rule by law”的法制社会。现在新一届政府提倡

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这是宪政的一大进步。而这一步的关键，就如阿克顿所言，民主要有保障，就是在上层形成众多的势均力敌的利益集团。只有利益集团在上层相互牵制，下层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

　　我们不应该过于消极地看待政府，更不妨用积极的眼光来观察我们的社会发展。近一个时期，知识分子都在谈西方的保守主义。什么是保守主义？其核心思想就是：一、充分发扬现有社会的长项，用长项淹没掉短项；二、反对绝对理性，承认理性是有限的；三、尊重历史经验。在利益充分多元化的今天，中国却又要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跨越式发展来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既要求我们学习所有大国崛起的经验并善于拿来为己所用，更要求我们尊重普通民众都认可的常识；既要求我们有创新精神，但同样也更要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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