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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纵横

注重资产价格和风险管理在金融稳定中的作用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26日 13:50 《中国金融》

  注重资产价格和风险管理在金融稳定中的作用

  ——访瑞士再保险集团金融服务业务总负责人、集团总裁室成员罗杰·弗格森

  - 本刊记者 林铁钢

  罗杰·弗格森 (Roger W. Ferguson, Jr.),现任瑞士再保险集团金融服务业务总负责人、集团总裁室成员。弗格森于1997年加入美联储, 1999年8月至2006年4月,担任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副主席。1998年至2000年,他担任“2000年合作委员会”(the Joint Year 2000 Council)主席。该委员会由国际结算银行支持建立,旨在帮助全球金融监管者解决与计算机千年问题有关的问题。他还曾担任十国集团金融领域整合工作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应十国财长和央行行长要求于1999年成立,研究金融领域整合问题及其潜在影响,并于2001年递交最终的总结报告。2003年弗格森成为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Glo bal Fi nan cial Systems)主席及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 bil i ty Forum)主席。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是一个各国央行的组织,监督并检查与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有关的广泛问题;金融稳定论坛是一个致力于通过信息交流和金融合作监管提升金融稳定性的国际组织。

  记者:您曾经长期在美联储任职,您认为作为一名中央银行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弗格森:我个人认为,对于中央银行家来说,目前最主要的挑战是处理好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平衡。一方面,中央银行家的主要职责就是将通货膨胀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并且保持稳定。最近几年,各国中央银行普遍实现了这一目标,通货膨胀预期得到较好的控制。另一方面,中央银行还要关注经济增长速度,如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中就包括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致力增加社会财富,这是正确的。当前中央银行家都在努力探求如何在保持低通胀率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

  记者:请谈谈您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看法,目前的全球经济增长势头能否持续下去?威胁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弗格森: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还是很明朗的。美国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美国的经济增长趋势将会对欧洲和亚洲的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欧亚经济的良好表现也会反过来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最终带动全球经济增长。

  我认为未来几年内全球经济增长势头能够持续下去,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基础都比较稳固。但应当注意的是,能源价格一再上涨已经成为威胁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记者:许多人对目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深表担忧,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应该从哪些方面来逐步纠正这种失衡状况?

  弗格森:和大多数人的观点一样,我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这一问题在近期也不可能迅速地或以某种超常的方式得到解决。要纠正全球经济失衡,对于美国来说,我们需要增加国内储蓄,调整国内消费结构,鼓励消费者购买更多的本国商品。对于其他国家,我建议可以采用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增加国内的消费,我们称之为基本消费(basic consumption),增加进口,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当然,实现经济均衡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过我想上述途径是世界各国应该采取的基本做法。

  记者:作为国际金融稳定论坛的前任主席,您认为金融不稳定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影响一国金融稳定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弗格森:金融不稳定的主要特征是金融体系——包括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的运行出现问题,造成巨大破坏,进而导致实体经济层面受到影响。这样的金融不稳定大多源于资产价格突然的非预期波动,以及金融机构本身的脆弱性,即金融机构无法通过定价覆盖相关风险。

  考察一国金融是否稳定,一是看其资产价格是否正确反映基本面情况,二是看所有的金融机构是否都具备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我想这两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

  维持一国的金融稳定,金融监管机构特别是中央银行要负起主要责任。中央银行要维持较低并且稳定的通货膨胀水平,为资产价格能够正确反映内在价值提供条件,防止资产价格扭曲。金融监管者还要创造良好的监管环境并制定激励机制,鼓励金融机构采取有效的风险管理技术,确保资本充足率达到一定标准。例如,监管机构可以采取措施,增加市场透明度,使金融市场交易双方能够充分认识风险,从而进行适当的风险管理。

  记者:随着全球经济的好转,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资产价格普遍出现大幅上涨,您认为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关注资产价格?

  弗格森:资产价格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存在争议的,这是多年来困扰中央银行的问题。我个人始终认为,中央银行不应该以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然而,我们也知道,较高的资产价格会导致消费者增加购买量,使商品价格的实际增长速度高于潜在的增长速度,由此可能会带来通货膨胀。由于“财富效应”的作用,资产价格变化会影响到消费者的行为,因此调整资产价格应该成为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时考虑的问题之一。当然,这不等于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应直接以资产价格为目标,而是要使资产价格能够满足中央银行其他目标的需要。我在前面谈到了金融稳定,如果资产价格脱离内在价值发生剧烈的波动,就会导致经济崩溃。这就需要中央银行将资产价格纳入考虑范畴,发挥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因为资产价格和一般商品价格不同,资产价格的波动并不代表发生通货膨胀。总之,资产价格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存在一定关系,但是不应将其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

  记者: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强化的国际环境中,中央银行间的合作极其重要。您认为应当如何加强国际间的货币政策协调?

  弗格森:中央银行间的合作在全球化趋势下是非常重要的。幸运的是,通过一些国际机构,例如国际清算银行(BIS)、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各国的中央银行有一个很好的平台来实现合作。同样的,如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可以为中央银行家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在这里他们可以同财政部门的有关官员进行深入交流。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场所可以使中央银行家们实现充分的沟通。事实上,这些合作途径是较多的。我想在这里说明一点,各国中央银行的合作(cooperation)和协调(coordination)是不同的概念。合作指的是一国的中央银行能够了解其他国家央行的看法及出台政策的原因;而协调是指各国央行共同决定采取行动,或以某种事先约定好的统一的方式出台新政策。我认为中央银行的协调行动应该有一定的限度,中央银行家不应该无限制地交流信息和想法,每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应该专注于实施适合自己的货币政策,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并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从而实现全球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记者:您认为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将会给银行业带来哪些影响?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时机和条件主要有哪些?

  弗格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一些新的、先进的银行风险管理技术的理念适用于复杂程度极高的大型国际银行,而另一些基本的理念则在于引导银行提高资本管理水平。各国银行和监管当局可以根据自身业务的复杂程度和风险管理水平等灵活选择,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目的就是使各个国家能够加强银行资本管理,将资本充足率与银行风险的大小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促进全球银行体系的安全和稳健经营。

  采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监管商业银行,对于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是很有帮助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最初由十国集团制定,其他很多国家也对此表示有浓厚兴趣。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有效实施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特别是银行体系必须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作出有效反应。因此,银行体系自身要具备充足的流动性和较好的信用文化,并且深刻认识资本的重要性,使资本充足率达到标准。只有在金融体系不断成熟的情况下,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才能有效实施。

  记者:近几十年全球金融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您认为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有哪些?

  弗格森:我在金融领域已经工作了35年,在这段时间里我目睹了全球金融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各种变化中,我认为有四个趋势最值得关注:完整(completeness)、并购(consolidation)、混业(convergence)、分拆(divestiture)。

  一是完整趋势。首先,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能够提供更广泛的金融服务,满足家庭和企业新的金融需求。以美国为例,金融服务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1977年,美国首次进行行业层面上的GDP的汇总,当年金融服务占 GDP的4.5%,而2005年这一比例达到了8%。2005年美国GDP的增长率是3.1%,金融业产出的增长是GDP增速的3倍以上。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也能够看到。其次,金融机构的种类不断增加。在金融市场上最初只有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共同基金,后来又出现了对冲基金、杠杆收购基金等。再次,很多金融交易类型在35年前是不存在的,至少是备受争议的,例如资产证券化(ABS)、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MBS)曾经不被看好,现在却深受欢迎,得到广泛使用。

  二是并购趋势。20世纪90年代,全球金融领域发生了七千多笔并购交易,如美国银行与国民银行并购案、JP摩根和大通曼哈顿并购案以及瑞士银行与瑞士联合银行并购案都曾轰动一时,这些并购交易的总价值超过了1.6万亿美元,这一并购趋势一直持续到了90年代末期。我于1997年加入美联储,我记得1996年交易金额超过10亿美元的金融并购有21起;1997年超过10亿美元的并购案增长了一倍多,达到了49起,总价值约2300亿美元;1998年则有58起金额超过10亿美元的并购交易,总价值为4300 亿美元。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到金融机构的并购存在三个倾向:第一,并购大多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即国别倾向;第二,并购大多发生在银行业内部,即行业倾向;第三, 55%的金融并购案发生在美国。

  三是混业趋势。银行、证券、保险三个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正在逐渐融合。特别是资产证券化推出,有助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提高盈利水平。还是以美国为例,从近十年的情况看,除了2001年经济衰退导致银行业盈利下降,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银行业资本回报率的平均值近似为14.2%。此外,证券化带来的银行和资本市场的融合也使美国的金融体系更加稳定。

  四是分拆趋势。在美国出现大规模并购风潮之后,分拆又成为一种新的趋势。这是因为某些并购使得金融机构业务过于复杂,难以管理。银行通过剥离非核心业务,可以集中精力,实现专业化经营。典型的例子是花旗集团将旗下经营保险业务的子公司旅行者人寿保险和年金管理公司出售给大都会保险,从而使花旗集团的资源能够集中于优势业务领域。另一个例子是,纽约银行将经营重心定位于证券服务和资产管理,决定剥离所有零售网络,于是向摩根大通出售其338家分行,同时以资产互换方式获得摩根大通的企业信托业务。

  记者:请谈谈您对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和金融业发展现状的看法。

  弗格森:健全的金融监管体制对一个国家是相当重要的,一些国际通行的基本监管准则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中国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为金融机构提供正确的信息、指引和激励。一方面,要加强信用环境建设,良好的信用环境是金融机构正常运行的基础;另一方面,就是前面提到的要鼓励金融机构采取风险管理措施等。此外,中国也应当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来管理金融机构。作为一个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应当开放金融服务市场,允许外资进入金融业,并允许外资金融机构能够从事正当的市场竞争和收购,从而使本国的金融市场有能力达到国际标准。因此,对外开放有利于中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中国政府和金融业在过去的几年中进行了很多改革,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中国金融业的信用文化和风险管理文化也在逐步建立。外资是一种催化剂,引进外资或者与外国银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能够促进一国金融业的发展,增强金融机构的

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翻译:张 林 贾瑛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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