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木銮：粮农直补没理由不实施

　　文/吴木銮

　　从理论上去探讨价格的形成是要比现实中轻松一些。在本轮粮价上涨中，许多专家观点也是硬套一些价格理论，比如年底需求旺盛，加工企业的消耗大，国际市场影响等等，但是中储粮(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的责任谈得还是不够多。生产者的直接补贴不管实际操作上有多难，也要利用这次机会提到议程。

　　2006年12月21南方周末《谁在粮价上涨中获益》披露了这次涨价的细节。 为了正当的目的，从保护粮农的立场出发，今年政府对小麦托市收购，价格比市场平均价格高2分钱。因此，许多农民连口粮都不保留全部卖给中储粮。这些原来高于市场价收购来的麦子于11月3日在郑州、合肥两地开始试探投放。虽然比原来收购价多了2分钱，但是成交量很低。因此，有关机构人为武断地使用“市场饥饿法”让市场上可流通的麦子越来越少。到了11月25日，中储粮开始“放粮”。南方周末用“一块骨头扔进狼群中”来形容当时市场的反应。此后，粮价上涨就不在可控范围内。

　　限于篇幅无法探讨我国粮食政策的变迁，但到目前为止，中储粮已是小麦市场事实上的超级大买家、卖家，别无他人可与之竞争和博弈。从理论上，笔者并不否认有以下的事实并存：一家公司占有一国市场全部份额的，同时公共利益还能得到维持。微软原来曾被指控利用垄断地位强制捆绑销售。可以说，在目前的世界上，大部分的电脑都用微软的

操作系统，而他们拟推销的应用系统可能价格上比其他公司更优惠。但是为何美联邦政府一定要耗费大量司法资源起诉他们呢？原因就在于没人敢确定微软永远是道德上乐于助人的公司。因此，反对和起诉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种平衡机制。在微软自己包括公众都没有意识到今后的危险的时候，政府应该要预先准备一套措施防患于未然。

　　对粮农的直接补贴，我们现在耳熟能详。从分类上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分为两大类，一类补贴与农民当前的实际生产情况没有联系。按世贸组织的规则来看，这种补贴属于“绿箱”政策。而另一类的补贴是根据农民当前的实际生产情况来算的，有一些是“绿箱”，另一些则是“蓝箱”政策。“绿箱”与“蓝箱”政策是不违反世贸规则的，但是价格支持却是“黄箱”政策，仅能对全部粮食产量的8.5%进行补贴。美国对农直补是典型的第一种方式。这是根据1996年的《美国联邦农业改进与改革法案》来操作的。享受了这种补贴之后，生产者无论生产什么，他所享受到这种补贴都不受影响。从政府的成本来看，美国农民不需要申报，政府不核实，按每年联邦政府确定的单位标准直接转帐给农民。而欧洲还有些补贴与农民生产状况有关，因此，农民要申报种植情况，政府要核实，因此成本相对高些。虽然近年的中央文件也谈到直接补贴，但是这种补贴是采用兑现补贴资金直接抵顶应缴农业税的办法。农民的收入没有直接增加。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直接补贴，而不是各种变通的抵扣。但是之所以我国迟迟仍然维持现状，初步的判断有三：补贴资金的财政负担考虑；实际操作中因贪污等方面的损失；对国有企业履行公共职能的信任。

　　从我国目前各种补贴来看，谷物，棉花还有食用油等占了一半左右。因此，从资金来说，改变一种补贴方式并不会造成财力上更严重的负担。第二，对实际操作中损失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从发达国家的测算来看，原来对流通环节的补贴效率仅是四分之一。政府花一元钱，农民只能得到两角五分。而中国的情况呢？南方周末上述文章的调查表明，政府付一元钱，农民所得利益不足15%，而剩下的85%却落入了以中储粮为代表的流通环节中去。因此，维持现状政府的净损失也很大。最后，也是比较难以解决的就是一贯对国有企业履行公共职能的信任。虽然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但我国的决策层对国企的看法还是两层角色。一是带有公益性质的，另外也有企业的逐利特征。我不否认这两层角色和谐的可能。但是，谁无也无法保证中储粮进入市场托市收购后能够适可而止，而不追逐自己的利益。之后，为了平抑粮价，国家粮食局11月始要求向市场放出500万吨的小麦。但是许多拍卖到小麦的企业却无法顺利地拿到货物，原因就在于只要小麦在仓库内一天他们就会获得相应的政府补贴。刘晓忠2006年12月13日在

证券时报的文章就认为，中储粮已陷入两难困境——保护价收购粮食的幅度过大，逆转了市场供需曲线将会

　　导致通胀压力；而以保护价收购不到位又起不到平抑粮价的效果。因此，谁来决定这个收购的量和尺度，是否还得专设一个机构来监督中储粮的行为呢？

　　解决之道还是要推行成熟的生产直接补贴。依笔者自己所做的小样本的观察，当前的粮价和其他日用品的涨幅甚至要高于原来的预期和统计数据。维持现状，不仅粮农的利益并没有增进，而且对任何一个生活需要依靠粮食的人的利益都是一种直接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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