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税收剥夺民众幸福感 降低税负才有民富国强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盛世，也都是“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结果

　　据统计，2004年国家财政收入为2.5万亿元，2005年突破3万亿元，而2006年全国财收入将超过3.9万亿元。增幅之大世所罕见。与此同时，据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月至11月，北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344元，同比增长13.6%。

　　北京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应该毫无疑问。也就是说，国家财政收入增幅接近于居民收入增幅的三倍，这还不包括税收之外的各种费用收入等。

　　财政收入的高增长，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将会进一步刺激政府投资和经济增长。而政府如果加大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公共产品供给，将会给低收入人群带来希望。

　　然而，在一个缺乏公共财政制度的政府体系里，过高的税收带来的往往不是民众福利的增加，而是政府自身支出的突飞猛进和政府投资的低效率。中国已然拥有了世界上和历史上最庞大的官僚机构，行政成本支出巨大；另一方面，政府在基础资源领域的绝对垄断地位，除了从价格上直接剥夺民众，也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使得市场的发育不断萎缩。

　　除此之外，高税负还直接导致征税成本高等问题。中新网2006年12月21日消息说，世界银行与普华永道近日联合公布了全球纳税成本的调查报告，中国内地由于每年872小时的纳税时间、47项需缴纳的税种、77.1%的总税率、繁琐的税务条目和落后的纳税手段，在175个受调查国家(地区)中，纳税成本高居第8位。以1999年的数据为例，在中国，100万税务干部，征收10683亿元的税收，人均组织收入107万元；而在美国，11万多税收征收人员，组织政府收入18273亿美元，人均为1600多万美元，是中国的117倍。

　　中国公司每年因纳税花费时间多达872个小时，而中国香港地区的公司只需要80个小时。据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测算，1994年税制改革前，中国税收征收成本率为3.12%，到1996年达到4.73%，到上世纪末大约为5%-8%，征税成本率上升非常快。而美国的税收征收成本率仅为0.58%。中国现行税制在设计时，考虑到税收实际征收率不高的因素，实行“宽打窄收”即名义税负高和实际税负低的征税机制。由于名义税负过高，如果人人都照章纳税，税负将非常高。根据世行与普华永道的调查，中国企业纳税额占到总利润的77.1%。如果各种税收悉数征收，将占到GDP的50%左右(全世界税负高于GDP50%的惟有瑞典，但那是个高福利闻名世界的国家)，如果加上各种收费，比例将非常惊人。事实上，税收相对比较高的美国，税收收入总和也才占到其GDP的32%左右。因而，

福布斯2005年称中国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

　　由于名义税负太高，企业和公民自觉纳税的热情就会降低，甚至只有违法才能生存，它导致了公民创业荣誉感和幸福感的降低，也大大提高了征税成本，同时征税环节带来了“讨价还价”的腐败生存空间。

　　不久前，世界纳税人协会专门撰文，得出“高税率=微弱增长、低税收=高经济增长”的结论。文章指出，税收以非常深刻和极端的方式影响到了个人的自由。税收如同以前的关税一样，征收的越高，贸易越少。在19世纪欧洲某些国家，关税税率之高使得几乎没有任何贸易的发生。随着关税税率的降低，贸易状况逐步改善。税率越低，贸易水平越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

　　1870年至1970年期间，瑞典成为最显著福利增加国家之一。当时的财政压力并不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但是瑞典自1970年开始，税收大幅度增长，由197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0%至1998年53%。在今天，瑞典是经合组织中唯一税收和社会保障税占GDP总额50%以上的国家。而自1970到2001年，瑞典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都在下降，经济繁荣已经不再。

　　而通过发生在东欧的“税收竞争”则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的证据。前几年，单一税率制度开始席卷东欧，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了单一税率制，斯洛伐克，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都是这个逐步增加的名单中的成员。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单一税率的变革，这些国家从被遗弃的地方变成了投资者追逐的热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本身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盛世，也都是“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结果。汉朝时期的“文景之治”是如此，唐朝时期的“贞观之治”亦如此，号称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也是在“鼓励垦荒、薄赋轻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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