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会成为反市场的力量吗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 秋风

　　中国加入WTO已满五年，当初人们所担忧的风险并没有发生，用媒体的说法：中国经济交出了漂亮的答卷。每年接近10%的GDP增长速度，当然够漂亮，而这恰好直接得益于WTO所带来的更为开放的投资与贸易环境。不过，如此漂亮的增长表现是否就等于漂亮的答卷呢？

　　让我们把问题搞清楚：假设有这份考卷，其正确答案应当是什么？无疑，当下的增长十分重要。没有增长，就没有社会的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但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根本性任务是体制转轨，完成市场化进程，为未来经济的长远稳定增长、为社会健全发育创造一个基础。这是要交给历史的另一张答卷。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启动市场化到未来某一天完全转轨这一期间，决策者、企业家乃至整个社会要在一堂课上同时回答两张考卷：既实现必要的增长，又推进转轨。

　　按说，这两者并不冲突，尤其是，转轨可以推进增长：向私人企业开放市场，释放人们的企业家精神，可以大幅度提高增长速度。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内，这甚至是实现增长的唯一途径。

　　不过，在一个开放经济体中，尤其是在市场突然对外大幅度开放的阶段，增长完全可能主要来自开放所拓展的机会。这当然是好事。任何一个连贯的自由市场经济学说都必然包括一个建立跨越国界的自由市场体系的理想。

　　但是，开放带来的增长，很有可能遮掩政府职能不清晰拖累经济增长的事实，使决策者看不到推进转轨的必要性。甚至可能出现一种更为糟糕的局面：政府官员为了得到开放所能带来的短期增长收益，刻意采取某种抑制甚至逆转市场化转轨进程的政策，吸引外商投资、扩展对外贸易，以换取短期的增长业绩。

　　不幸的是，大约就是在加入WTO后的这几年中，很多地方政府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这样的政策。今天，当宏观经济专家忧心忡忡地谈论，目前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而且这种依赖度越来越深时，仔细分析即可发现，投资的相当一部分来自外商投资，仅过去5年来实际利用外资即超过3000亿美元。而出口的相当比例又出自这些外商投资企业。这种格局在过去五年来十分引人注目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比如苏州、昆山等城市，表现得十分明显。2004年昆山570亿元GDP中，57%是由外资贡献的，99%的进出口总额、85%的工业总产值及税收的41%，来自于外资的直接贡献。

　　另一个问题是，外商之所以投资，并非完全由自然禀赋所吸引，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刻意激励使然。政府为吸引外商投资而采取了系统的亲商、安商、富商政策——这里的“商”当然是指外商。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牵头进行过一项调查，测算昆山利用外资的综合激励成本。结果显示，2000~2004年，政府投入的土地成本、所得税减免和关税减免三方面的激励成本，占到当年实际利用外资的比例依次为24.56%、40.72%、45.21%、39.01%、43.98%。这个比例，大体上就是外商投资企业可以获得的补贴比例。

　　这意味着，在同一个市场上，相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本地私人企业处于一种天然不利地位，被政府在土地、所得税、关税及监管等方面严重歧视，其生长发育自然受到抑制。这就难怪在长江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区，包括上海，经济蒸蒸日上，但私人企业的生长发育却显著滞后，不仅滞后于临近的浙江，甚至不如中西部地区。

　　如此说来，漂亮的GDP增长表现并不一定必然促进体制转轨，甚至恰恰相反。确实，外商投资企业也是私人企业，但地方政府赋予其不公平的特权，从而将其变成了扭曲市场秩序的一种反市场力量。在这些地方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隔离的双层市场结构：上层是享有特权的外商投资企业和政府关系企业，下层则是被歧视的普通私人企业，两类企业生活在大不相同的政治、法律、监管、财税环境下。这样的格局颇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的双轨制：经济增长了，但双轨制依旧。唯一的区别是，在这些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已经大量加入旧体制，幸运地与垄断企业和政府关系企业为伍，坐享特权之福了——补充一句，这当然不是外商的错。

　　这一变化对于经济转轨的意义十分重大。它意味着，抵制体制转轨的队伍很可能壮大了，不仅有垄断企业、权贵企业，还有若干强势跨国企业，中国市场化转轨的难度加大了。比如银行业对外资开放，很可能意味着银行业对私人企业开放的前景更为暗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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