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中国的五农问题

　　胡星斗，男，1962年出生，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是“中国问题学”、“人文经济”、“公平市场经济”、“现代中华文明”、“高贵中华、文明中国”、“现代农村制度”、“现代反腐败制度”等理论和活动的倡导者。其对二元户籍制度的批评、制度反腐败的理论、维护农民权益的言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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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五农”问题     12月21日  星期四

　　文/胡星斗

　　以往，国人的眼光主要集中在“三农”(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上，中央政府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旨在解决“三农”问题。但在目前，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最为人们关注的还有农民工问题、失地农民问题——农民工身份的被歧视、户籍制度的藩篱、农民工非工非农的尴尬处境、农民工的候鸟状况与稳定的产业工人和技术工人的短缺、廉价劳动力的被剥削、城市化的落后；农民工的维权、养老、医疗、就业、失业、工伤、培训、文化娱乐、计划生育、政治权利；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农民工对城市治安的影响；4000万失地农民的“三无”(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问题，土地维权问题，以及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后的贫困等等，成为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最为棘手的问题。统筹解决“五农”(农村、农民、农业、农民工、失地农民)特别是农民工、失地农民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首先，要给“农民工”正名。“农民工”这一名称本身就是二元户籍制度下歧视的产物。世界上极少有哪个国家的公民在做了工人之后仍然被冠以农民的。虽然农民并不天然地比城市居民和任何阶层低贱，但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中，带有“农民”二字往往就带有歧视鄙视的含义。所以，我建议以后所有的文件、媒体，必须一律改称“农民工”为“新工人”(以下使用“新工人”一词)。

　　所谓“新工人”，就是打破户籍隔离制度的新型劳动者、新的稳定的产业工人。他们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生力军、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以后，政府的决策、统计，城市的建设、财政预算，以及劳动保障、社会保障等等都必须考虑到新工人的因素。

　　因为“新工人”主要工作、生活在城市，而城市又是现代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解决“新工人”面临的问题也许比解决“三农”问题更为迫切，对于中国的稳定与发展也有着更加直接的意义。至少，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同时不该忽视了统筹解决“新工人”问题的重要性。

　　另外，目前中国每年发生群体性冲突事件8万多起，其中围绕农村土地征收所引发的冲突占了第一位。如何解决征地所引发的矛盾，方法之一是土地征收补偿市场化。土地征收必须双方平等谈判，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补偿。补偿款不能大部分给村集体，应当多数直接打入农民的银行卡中；农民应当直接与开发商谈判，没有付清补偿款不准开工；征地应当征求农民的意见，而不能仅仅是与村集体商谈；征地过程应公开、透明、公示、听证，应让农民参与土地开发的增值分红，比如让农民获得公路的股份。应当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为失去土地的农民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统筹解决“新工人”、“失地农民”问题，关键还在于进行“大户籍制度”的改革，推进农民、“新工人” 、“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劳动保障的事业。

　　目前，全国许多城市正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尝试着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是具有重大和深远意义的社会改革，是一场中国式的平等权利的革命。但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剥离户口上的附加功能；户口的附加功能过多过繁，使得户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难以推进。所以，现在的户籍改革只能删繁就简，致力于统一城乡的户口登记，以后再谈附加功能的改革。

　　这种“狭义”的户籍制度改革具有简单性、策略性的特征，是值得肯定的，但我认为，在进行“狭义”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广义”的户籍制度改革或者说“大户籍制度”改革，即户口登记改革与教育、医疗等“附加功能”的改革应当同时并进，否则，户籍改革的成果十分有限，甚至可能偷梁换柱，对农民、“新工人”、“新城市居民”具有实质意义的“附加功能”的改革不了了之。

　　因此我认为，政府应当以户籍改革为契机，进行平等权利的制度变革，也就是将城乡分割的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医疗制度、二元养老制度、二元就业制度、二元失业保障制度、二元财政制度、二元税费制度、二元金融制度、二元公共投入制度、二元电力制度、二元燃料制度、二元住房制度、二元土地制度、二元组织制度、二元资产制度等逐步一元化。

　　当然，在目前顽固的二元体制背景下，可以先进行形式上的户籍一元化的改革，以身份证号码进行社会管理，将个人信用情况、社会保障资料等纳入统一的身份证号码数据库中，类似于美国的社会安全号管理。同时，改革档案体制，将个人档案电子化、透明化，进入身份证号码数据库，供全社会查询。这样，先形式上统一城乡居民身份，规定新出台的条例法律等一律不允许根据户籍实行歧视性的规定，然后再从实质上也就是从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逐步统一城乡待遇：如政府继续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免除义务教育的一切费用，改造学校危房，改善教学条件；帮助农民建立大病医疗保险以及流行病、传染病、地方病的预防体系，将低保扩展至农村，探索农民社会化养老的办法；废除对“新工人”就业的种种限制，将无地又无岗的失地农民纳入失业保障范畴；改革乡镇政府，缩减乡镇机构，建立城乡统一的财政、税收、金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体系；统一城乡组织，鼓励农民行业协会的发展；确认城市基础设施、国有资产中几十年来农民的贡献，废除城市增容费、进城办证、户口买卖等不合理的收费和交易。

　　进行大户籍制度改革，实质上是进行一场平等权利的革命，是中国政府落实国际人权公约的最好体现，也是在消除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最大的制度性障碍。人口能否自由迁徙以及迁徙的频率，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发达、人才的流动和社会的活力；发达国家的年迁移率在10%以上，美国在25%以上，即每年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迁居他地，而中国只有1%左右，这实际上表明了中国社会管理制度的落后。

　　综上所述，中国要统筹解决“五农”问题、把“新工人”变成新城市居民、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困境，就必须进行大户籍制度的改革，必须开展一场平等权利的革命。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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