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普通人说真话的权益

　　年终了，大家都在盘点。2006年里，“说真话”依然被人们及传媒所追捧，谢国忠“唱衰”中国房地产业，令许多利益集团心里十二分不爽；数学家丘成桐“北京大学从海外引进的人才，大部分是假人才”、“目前中国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等言论也如平地一声雷，让许多教育界高官、学者好生郁闷……

　　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万斗财富，但也带来了功利主义与投机成性，围绕道德秩序的阴霾于是如涌如潮，“真话”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可遇不可求的尤物。有人说，以道德回归为特征的社会秩序重构，需要一个“说真话”的普世氛围，或者说需要一个“说真话”之共同愿景的勾勒与树立。而谢国忠、丘成桐这些“勇敢的战士”，正是用真话拨动着社会的琴弦，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然而，一个讲真话的社会舞台上，难道只需要“名人演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社会是由大众组成的，社会秩序的好与赖，最终表现在作为个人的大众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上。经济学家盛洪说，“社会规则的形成，是在大众的互动磨合中形成的；制度的变迁，也往往由大众首创”。所以，真话世界能否真正形成，虽然有赖于丘成桐、谢国忠等“名人”的推动，但最终的推动者与建设者，还是亿万的普通人。

　　这便是笔者认为社会视线应下沉的原因。关注小人物特别是弱热群体“说真话”的行为与权益，比关注名人更具有积极的制度含义，因为即使讲真话的名人都是普通民众的代言人，真话到了他们嘴里也是“二茬子”了，更重要的是，普通人受到社会关注代表着一种民主性的进步，一种社会共融现象的诞生，社会图腾的实现必须基于普通民众话语权受到关注这一前提下。

　　中国传媒审视社会万象的视线应该有所下沉的。两年前重庆农妇熊德明因为给总理说了一句包工头拖欠工资的“真话”，受到了社会及媒体的广泛关注。但遗憾的是，社会媒介没有从熊德明讨薪事件中解读出关注普通人“说真话”的权益是多么地重要与紧迫，没有接着去寻找第二、第三个熊德明。

　　说真话的普通人就像是“麦田里的拾穗者”，一旦受到肯定，就能直接转化为自身的福利，即使微乎其微。古人云，莫以善小而不为；盛洪说，制度的前进是边际的。只有社会视线的聚焦点由名人下沉、扩展到普通人，“真话主义”才能真正被实践，制度优化的滑轮才能真正向前滚动。

　　东方愚：知名财经观察员,多家媒体专栏作者、特约评论员，国际航空报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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