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五年

　　张军

　　中国入世五周年了。五年来中国经济的变化的确值得我们去反思很多过去我们有很大争议的问题。这些天，国内的报纸上有了铺天盖地的评论文章，对五年来中国在汽车、电讯、银行、农产品市场、出口贸易等领域进行的开放，以及解除政府管制的成就给予了相当积极的评价。西方财经媒体上的有关文章也多了起来。这些文章总体上给了我一个基本论点，那就是，五年前我们缺乏的并不是诚意，而是信心。

　　缺乏信心的其实首先是经济学家。我在今年9月间的一篇文章中说，在中国入世问题上，经济学家所犯的最典型的集体性错误莫过于五年前他们对中国入世所持的观点和预测了。当中国政府横下心要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并做出一系列承诺之时，经济学家对中国政府履行其承诺的能力表示了根本的怀疑，就像他们不能相信中国经济会持续繁荣那样。然后是集体性地低估了入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正面影响，更多地集中于对负面影响的确认和估计，而这样的估计相对更容易做出。的确，中国入世前后，往返于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那些经济学家，纷纷成立各种研究项目小组，利用来自政府和商业界的经费资助对中国入世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进行估计。这其中也包括了对中国入世中可能获得的积极影响进行估算和预测。即使那些最大胆的估计，也只是预测，到2005年，中国的贸易总额能达到6000亿-7000亿美金的规模就已是不得了的奇迹了。在五年多以前，这大概是最够大胆的预测，而且可以说几乎没有人会把这个预测当回事。即使中国政府自己，看起来也低估了自己的学习和应对能力。毕竟在2000年，中国的贸易总额不过只有3700亿美金，而且在1996-2000年的五年间，这个数字的变化几乎是微不足道的。

　　国际经济学家对中国入世后贸易顺差的估计就更离谱了。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贸易顺差长期在200多亿美金上下徘徊。没有人在当时估计到中国的贸易顺差会在五年后剧增至1000亿美元以上并继续高走。2006年前9个月，中国的贸易顺差已超过了千亿美元，而且似乎很难看出达到这个规模的显而易见的理由。在这种“井喷现象”面前，经济学家再次汗颜。为什么总是不能正确估计中国发生变化的速度？总是严重低估它的背后实现这种变化的能力？

　　其实，这五年来，还有一个伴随着中国入世而来的另外一些更重要的变化，其深度和宽度也是我们在五年前难以预测和想象的。2001年年底中国入世之时，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中国行将崩溃》，而中国大陆则在流行着另外一本书，叫《现代化的陷阱》。这两本书利用了几乎相同的视角和相似的资料，也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那就是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走向崩溃。在这两本书里，前一本书更强调了中国银行体系的低效率和坏账的规模，国有企业的不可改革性，地区差距的扩大等。后一本书还把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赋予了更大的“权重”和更多的叙述篇幅。阅读了这两本书之后，你会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着沮丧和恐惧。一个即将爆炸的定时炸弹就埋伏在中国经济的躯壳里。在那个时候，哪怕今天，类似这样的描述依然很诱人，依然能赢得更多的喝彩。

　　可是，被很多人士视为将断送中国经济前途命运的银行和国有企业在这五年里发生了什么呢？就是这个五年，中国的银行获得了重生。四大商业银行完成了股权的重组、改造和上市，在海外市场上令人刮目相看。也是这个五年，中国的国有企业完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蜕变过程。分散在地方上的几十万家国企借助于股权改革、置换和自生自灭的过程，基本走完了中国国企的去政治化和民营化的阶段。即使中央政府管理的167家“央企”也从传统的国企转变成了现代的公司治理。在一般的转型经济或新兴的市场经济里，我们几乎不能想象这样的重大变化会发生在最棘手的传统国有部门里。即使是最主张市场改革的中国人士，五年前也想象不到这个巨大的变化和这个变化的速度。我记得2001年，我在东京大学出席一个研讨会，匹兹堡大学的罗斯基教授在报告中就自问自答，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什么时候才能完成，答案是当国有企业变得不再那么重要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已悄然而来。

　　五年来的这种巨大变化已让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任务完成了。这个成就虽然不能简单地归功于“入世”，但依我之见，入世五年的成功转型，再次让我们看到了一样东西是格外重要的，尽管我们常常愿意低估它。这个东西就是竞争。我最近在一些演讲里多次强调了竞争对于理解中国经济的变化和活力的重要性。竞争在一个大国经济里可能将扮演更重要的治理角色。入世五年的经历表明，外资进入和市场开放短期里也许是一个威胁和失落，但由此带来的竞争却使我们做得更好，做得更大。中国人其实不怕竞争，但中国人总是低估自己的竞争能力。没有来自国际上和我们自己之间的竞争，我们似乎还是愿意等待着政府的安排。我认为，中国能成功地走出1989-1991年的阴霾，能够成功地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保持强劲增长、避免诸多的陷阱和错误的政策，靠的不是运气，更不是命运的安排，而是大胆地开放和引进竞争所形成的市场秩序的结果。我的观察始终让我相信，中国在1992年以后的经济政策总体而言是“亲市场”(pro-market)的而不是“亲企业”(pro-business)的。这个基本政策保存了竞争这个最重要的“基因”。而在很多欠发达的经济里，这个政策可能最不容易做得到。很多发展中的国家今天都容易坚持“亲企业”的政策，但由于政治的和历史的原因却难以作出“亲市场”的政策。

　　最近看到一些文章讨论中国的经济安全，其观点之尖锐可谓触目惊心。有人发表“祛魅外资

神话”，或者“中国经济安全已经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危险时期”等等言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就是开放的风险或者是开放和外资进入带来的风险，过多的外资已经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和后果。现在，针对中国经济安全的言论和进行所谓“经济研究”的文章越来越多，耸人听闻。我的看法是，如果经济安全和针对外资的批判言论是正确的，那么下面的说法就应该是正确的：中国这10年来的经济增长是假的；封闭政策比开放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事实上有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的安全理论；经济学是错的。很难让我相信以上这些判断是正确的。我的看法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宏观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开放的和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形成。不管我们的经济有什么问题，竞争总是比政府更有效率地改变着我们原来的东西，让我们做得更好而不是更差。更重要的是，当今中国经济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成了竞争者而不是守卫者。可能这才是中国经济略胜一筹的地方。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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