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评估中美经贸的政治价值

　　本报特约评论员 周庆安

　　11月初美国中期选举落幕的时候，《纽约时报》著名政论家Thomas L.Friedman正在中国上海，他在专栏中写道：“现在，我们已经通过这次选举，证实了伊拉克是影响2006年美国政治的最重要的国家，而我目前正在访问的中国，乃是最有可能影响2008年美国政治的国家。”

　　仿佛为了印证Friedman的这段话，一个由美国财政部长、商务部长、美联储主席、贸易代表组成的代表团正在北京开始中美之间的第一次经济战略对话。而且作为战略对话的一个重要特点，美方和中方代表团不是分成若干个小组，而是在一天半的时间内，所有人都坐在同一间会议室里。

　　中美两国不同领域的经济首脑们坐在同一间会议室里，首先要解决的恐怕是一个基本的框架问题。对于经贸问题在整个中美关系中的定位，常常是人们判断经贸问题解决方案的依据。因为经贸问题不但有简单的经济价值，还有复杂的政治价值。然而，过高或者过低地对中美经贸关系进行政治估值，都是对当下中美关系的一种误读。

　　的确，经贸问题在当下已经超越以往中美关系中的许多传统议题，至少更让人感到关注。保尔森访华之前，曾经频繁会见了美国国会中对中美经贸关系思想活跃的议员、不少国会关于中国事务的小组，甚至还和美国军火商代表和中美关系智库专家们见面。如果按照美国前贸易代表米奇·坎特的说法：“贸易与国际经济已经走到了对外政策的桌面上，克林顿是第一位真正使贸易成为内政外交之间桥梁的美国总统”，那么乔治·W·布什则生逢其时。

　　仅仅如此，就足以说明经贸问题的政治价值无法低估。这次高规格的对话至少证明，一个仅仅凭借数十亿美元订单就能够消减美国对华经济情绪、改善中美经贸关系的年代已经过去。中美之间要的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经贸框架和交易法则，这个框架或者法则才是战略对话的“战略”意义所在。否则，政治压力-经济补偿-加大逆差三者之间的恶性循环会降低经贸关系的政治价值。

　　但是高估经贸问题的政治价值，的确也是某些乐观主义者的现实心态。没有了贸易逆差，中美之间是不是就没有了相互的猜疑、担忧和隐患？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虽然保尔森带来的是人民币问题、盗版问题、市场准入问题甚至

信用卡问题，但是在此刻，保尔森的同事——美国助理国务卿希尔也将抵达北京。朝核问题

六方会谈第五轮第二阶段会议即将复会，东北亚集体安全和中美经贸关系在同一个时刻，同一个城市里几乎同时展现它们完全不同的面孔。前者是如何破题，而后者则是怎样结果。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忽略台湾在中美关系中的敏感地位，而美国媒体还在炒作中国的潜艇跟踪美国航母的新闻。

　　反过来，准确的政治估值，将会使经贸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美国会参议员Max Baucus曾经在蒙大拿大学的演讲中说：“因为美中两国在武器扩散、地区安全、人权、宗教自由、西藏和台湾问题上存在大量分歧，对双方都有利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将像船锚一样发挥重要的稳定作用。”一个极其典型的例子就是，1996年3月美国

航空母舰抵近中国台湾海峡，试图威慑两岸局势。而2004年2月，美国“蓝岭”号两栖舰访问上海，从战舰上下来的美国大兵却央求凤凰卫视的记者带他们去买DVD，而且“越便宜越好”。中美经贸问题中处处充满了微妙的政治关系。

　　影响政治估值准确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体来说，地区安全信任和全球战略定位是影响经贸关系的政治估值的核心因素。没有人愿意和敌人做生意，让他们赚钱而自己吃亏。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能断定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地区性的安全信任，只能说中美之间在安全领域有许多相同或者相似的追求。由于缺少战略信任，不了解彼此的战略发展意图，中美政治关系中的偶然性事件，或者历史问题，常常会使得两国关系在短期内发展缓慢，停滞甚至倒退。

　　长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中处处可以看见经济上的不安全感。经济不安全感来源于政治的不安全感。至少部分来源于此。中美关系专家大卫·兰普顿在《同床异梦——1989至2000年中美外交》中回忆说，到了1999年，贸易问题还与安全和技术转让问题挂钩。帕特里克·布坎南甚至公开表态说，(中美关系中的)“自由贸易者是卖国贼”、“你们离卖国的边界很近了”。

　　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或者说9·11事件之后，反恐成为了美国国土安全的核心任务。大国关系也开始围绕这个最大的安全命题展开。中美在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逐渐加强，“利益攸关方”成为了双方公认的身份定位。外交官们公认中美关系从没像现在这样稳定过。尤其是入世五周年之际，美国反过来用“自由贸易”作为对中国的一个砝码。

　　而实际上，这种估值的分歧，不但在中美关系操刀者中存在，甚至在美国国内政治中也存在。民主党执掌国会之后，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政治估值不同。今年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国会著名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公布的2006年度报告中，再次敦促美国政府在经贸领域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南希·佩洛西在就任众议院议长之后，人们普遍担心国会将会对两国贸易和人权问题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这并不是说，共和党就不关注中美贸易的问题。打个通俗的比方说，共和党能够接受价格更低一些的中国商品，而民主党希望这些商品价格再高一些。或者说，两党对共同价格的中国商品要求的附加价值不同。民主党更重视人权、市场的附加值，而共和党则尝到了安全和共同利益作为附加价值的好处。这种估值的分歧，甚至连美国新保守主义杂志《新共和》都刊登文章参与讨论，并且旗帜鲜明地认为“佩洛西的对华态度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

　　保尔森的访华之旅注定要写进中美关系史的一页。因为中美双方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政治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分歧之后，注定要走到经济的摩擦这一步。双方彼此都期待一个更加开放和稳定的对方，但是双方量身打造的理想市场，和中美经贸的现实之间总是存在不小的差异。在外交关系中，经济的差异化往往和政治的差异化有同质性。

　　这是一次功能性的对话，而不再是简单的认知性的对话。长期下去，中美关系中内政和外交之间的分野会逐步消失，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距离会逐步缩小。这就是为什么Thomas L.Friedman断言中国是最有可能影响2008年美国政治的国家的依据。这个时候，给中美经贸关系做一个准确的政治估值，也就是给本国未来的国际环境做一个准确的评估。就此一项，马虎不得。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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