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五年 评价需要更多选项

　　任晓天/文

　　加入WTO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五年前的人们各执一词。当经济学家和国家的领导者们坚信“鲇鱼效应”能让中国经济自身的活力得到激发并最终融入整个世界市场而分享红利的同时，另一些人则担忧全球化会招致对原本脆弱的国内农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致命打击。

　　时隔五年，虽然后者的声音仍然清晰可辨，摆在面前的事实却已让争吵全然失去意义：仅仅五年“过渡期”，中国的年人均GDP由1038美元增长到1700美元，贫困人口从2001年底的3209万人减少到2005年底的2365万人，物价平稳，对外贸易额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势头稳健，中国对全球经济贡献率越来越高。除了这些抽象的宏观数字，人们开始熟悉并适应了WTO框架这种全球贸易的游戏规则，并积极学习如何在这种规则下选择最优行为，这对于一直习惯于“自给自足”的中国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和珍贵。从这个意义上讲，WTO已经成了中国用以面对未来变化的最有效的捷径。

　　然而，在这些眩目的宏观经济数字和吸引眼球的重磅媒体事件背后，终究还有一些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加入WTO五年，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到底得到了什么实惠？国内某著名网站为此推出一个网络问卷调查，题目为“中国入世五年来百姓生活十大变化”，可是遍观所设之选项，皆“汽车越来越便宜了，车型越来越多了”、“我们中国的家庭也能看见洋保姆了”、“咱也看上

液晶电视了”之类，似乎加入WTO仅仅是让中国人终于有机会体验“汽车”、“洋保姆”、“

液晶电视”等

奢侈品；还有一些选项，如“花旗等外资银行来了服务越来越好”、“生意越做越大了，咱也可以到国外开公司了”，似乎跟普通百姓的生活还太过遥远；而像“农业税取消了，粮价涨了，农民的腰包鼓了”这样真正触及到根本的选项却少得可怜，且有明显的敷衍之嫌，选项的设置粗糙而形式化，毫不实用。

　　不仅如此，这一轮入世五周年所掀起的媒体风浪，最普遍的特点是，人们关注汽车、关注金融、关注外商投资、关注各行各业的成就，却少了问题的另一面：还有哪些，是我们做得不够好的，是我们所忽略了的？

　　对于国人来说，入世实际很大程度上是“以开放促改革”，单纯地谈开放受益，远不如开放所引发的改革影响来的深刻。而社会生活包含各个方面，WTO时代的到来，到底是怎样影响人们细微生活的？这样一个大国，是人口的大部分还是只有一小部分能真正体验到全面开放带来的甜头？参与国际竞争必然造成的社会结构变动过程中，少数群体受到损害，一些甚至被边缘化，那么这些人由谁来管？政治体制的改革、政府角色的变化是否能够跟得上WTO的要求？也许此刻我们还不能给出这些问题的完整答案，但在评价入世效果时，必须把与之相关的选项纳入考量，否则，调查只能是走走形式，甚至会掩盖问题的发生并错过补救的机会。

　　比如垄断，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言，“我认为中国加入世贸只有一个重点，那就是协议的履行会迫使中国的特权利益加速瓦解，主要是国营企业的垄断权”。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在某些行业和领域，垄断企业仍然掌握着绝对的市场话语权。普通消费者还是要终日接受电、水、燃气等的垄断定价，接受石油价格只随国际油价涨而不随之落的事实。就连业已为中国WTO开放样板的银行业，其市场化进程也是如此多艰。从计划引进外资开始，就不断有持所谓的“金融安全”论者出来阻挠；而直到今天，民间融资机构还无法取得与其实际发挥的作用相匹配的合法地位；外资银行踊跃入驻让人们对中国的金融业改革满怀希望，但现在看来离最终胜利还远：国内人民币的存贷和零售业务的主体基本上还是由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控制，大多数百姓由于100万人民币的限制而无缘享受外资银行的先进服务；在比较落后的城市和农村地区，也一直和融不到资的中小企业一样，被现代金融业的优质服务拒之门外。有人甚至提出，电信、石油、金融等行业的大量国有垄断企业纷纷改制并上市的结果，是强化了相关行业的垄断，而政府出于种种原因对这些垄断行业往往是保护有余而削弱不足。看来，政策制定部门是时候在《反垄断法》上多下些工夫了，毕竟，开放市场而不开放垄断行业，不应是加入WTO的题中之意。

　　环境和能源问题，同样是评价入世效果时不能缺少的重要指标。世贸协议的内容中，不乏致力于国际贸易中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的合作诉求。不久前访华的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就表示在将来的WTO谈判中，可能会考虑以对“气候友好型”的产品征收更低的关税。而在过去几年中时有发生的针对中国的行业反倾销，很多就是以不符合环保要求为理由。可见，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国际社会共同担负的对于人类生存环境的道义责任，甚至已经成了国际贸易争端中的有力武器。而我们为什么就偏偏在评价入世成果的时候，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这个指标，并总是刻意地去强调别人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当人们在大谈特谈2006年GDP总额将突破20万亿元时，另一边却同时传出了有的地方要退出绿色GDP核算试点的新闻。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实际上这还只是冰山一角，相比而言，那些从媒体上不断披露出来的某地因工业污染而全村皆病的报道则显得触目惊心得多。

　　日前，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谈及当年中国的入世谈判时说，“我一直以为，我当时的中国对手非常非常精明和务实，最重要的，他们总是把中国利益放在第一位”。诚如斯言，整个国家的利益正是我们要求加入WTO的出发点和归宿。而政府在这场入世长跑中的责任边界，应远远覆盖于受益者群体之外，如失地农民、如民企、如环境，推而广之到整个博弈中受到损害的。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样是WTO 对中国提出的要求之一。

　　然而，在这场五周年的庆典中，我们在媒体的话语中，很难发现对问题的关注和探询，甚至是有意回避，似乎生怕给反WTO、反全球化者以口实。但实际上，中国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农民所面临的困境，在其他国家开放的过程中，也都广泛存在。而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才使得进一步的开放和更深层次的改革成为紧要。中国的政府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勇气和智慧，而老百姓需要的，则是面对“中国入世五年来百姓生活十大变化”这样的问卷时，有更多现实可感的选项，并使他们的感受与评价让决策者们知道，作为进一步行动的依据。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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