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文

　　2006年快要过去了。在这快要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大家一定看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消息，我国的经济总量今年将第一次过20万亿，GDP比去年同期增长10.5%，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保持在1.3%，农民纯收入增加6%，城市居民收入增加了11%，财政增收20%。当然不是没有任何问题，不过从整体看，从全球范围看，中国经济的表现实在好。

　　在经济的好成绩当中，企业和企业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是最近的数据，200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超过三成。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大体从2004年以来，南方以至全国的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土地价格上涨，原料和能源的价格也上涨。这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小的压力。但是实际情况说明，中国企业其中包括各个类别的企业，整体上在消化成本上升压力方面做得相当好，生产率的进步超过了成本上升的幅度，所以利润增加了。

　　单是中国出口的大量增加，也是企业贡献的证明。这里面当然有汇率的因素，但是那么多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商品和服务，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提供到全球市场上，本身就是非常了不起的。进口的减少，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中国产业升级正在加快的结果，因为一部分原来非进口不可的设备工具，中国公司开始在本土制造，其中有的还开始出口。这些当然都是中国企业的贡献，其中很重要的，也是中国企业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成绩好，当然就有理由高兴，有理由自豪和骄傲。在这样一个年末岁初，回顾成就、论天下企业英雄的时刻，应该不需要我来宣讲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道理。

　　那么讲什么好呢？还是从一些经济学家同行对中国企业利润的不同看法谈起吧。最早是世界银行的中国专家发现，在中国的高储蓄中，有很大一块并不是来自居民家庭，而是来自于企业。企业的储蓄则来自于他们创造的利润——此项研究估计中国企业的投资回报率高达15%。另一位经济学家，我的同事宋国青教授仔细分析了中国企业的数据，发现被认为过热的投资其实有一个微观基础，那就是投资受到了企业高利润率的刺激，至于由此引发的宏观平衡问题，是另外一件事情。批评的意见，主要来自具有丰富投资经验的单伟建教授，认为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被高估了，由此可能带来判断和政策方面的失误。这里牵扯到数据和学理，不是在这里展开讨论的合适话题。我只想告诉大家，即使按有分歧的估计中的下限值，也就是中国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没有15%，没有12%，只有9%，也是相当高的。?荨上接49版

　　这里有什么问题值得企业家们注意呢？我认为是这样一点，就是较好的企业盈利表现，一定会对未来的市场竞争发生重要的影响。道理是这样的，所有已经创造并报告出来的利润，都是向市场上发出的引导资源配置进一步变化的信号。刚刚谢世的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讲过一句精彩的话，他的意思是任何公司获得较高的利润，等于给天下的英雄豪杰发出了邀请函。是的，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了全球市场竞争。中国经济表现好，中国企业表现好、盈利高，一定无可避免地引起全球市场所有参与者们的后续反应。越南要反应，印度要反应，俄罗斯要反应，东欧国家，更不要说欧美日本也要反应。至于全世界形形色色的公司，包括成名的和尚未成名的，浮出台面的和潜在的，绝不会无动于衷。这个世界是一个竞争的世界，任何地方和企业发出的盈利信号，都注定要招致注意并引发竞争性的反应。现在，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邀请函已经发出去了，天下英雄终归要来的，更激烈的全球竞争和国内竞争无可避免。

　　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市场比较开放的情况，哪里冒出了利润信号，资源、资本、技术、人才就向哪里流动和集中，结果使下一步的市场竞争变得更加激烈，直到把创新或领先的利润做“平”了为止。所有今天成功的公司，翻过来就是明天各家争相要超越、竞相要取而代之的目标。因此，成功者不得不在未来付出更大的努力、更大的代价。今天你走到了前头，明天你就非跑得很快才能站得住脚。用我熟悉的行话来说，所有今天的利润统统无可避免地要转化为明天的成本。不少人不明白，为什么市场逐利活动可以革命性地降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从而给消费者带来巨大的福利。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一家公司一旦发出盈利的信号，市场上一定群雄并起，唯有在竞争中改善经营、节约成本者才能继续存活。

　　另外一种情况，企业发出了高额盈利的信号，别人也看到了，但由于市场准入有难以逾越的障碍，天下英雄豪杰就是收到了邀请函，也无法前来赴会。举一个例，中移动今年上半年的利润高达300多亿人民币，全世界都看到了，但是看得到却动不得，因为并不容许哪一家公司冲到中国的移动通讯市场里来参与竞争。不但外国公司不行，中国公司不行，中国一般的国有公司不行，甚至连中国国有的电信公司也不是随便就行的。在我看来，这当然是中国经济改革仍然有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事关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持续保持和加强，不过今天我并不打算在这里谈这个问题。

　　要问的是，当市场开放存在着制度性障碍的时候，创造了高额利润的企业，是不是就可以完全避免更激烈的未来竞争的挑战？实际情况表明，事情可能不是这样的。比如国资委管理的超大型国有企业集团这几年赢利越来越多，关于国企必须上缴利润的议论也越来越多，拟议的方案和实行办法也越来越完善，并终于宣布要在明年正式出台。这是什么呢？我的看法，这也是社会各方对超高额利润的一种反应，或者说，是一种非市场的反应和压力。类似的现象，还有行政垄断大公司的所谓“减薪风暴”。试问这些令人羡慕不已的超大公司，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减薪？因为有市场以外的压力，别人看他们赚得大把利润又不得其门而入，其他压力总要来就是了。形式和内容当然有所不同，但过去的利润总要转化为未来的成本，这个道理是普遍适用的。

　　其实，非市场竞争压力还有许多其他表现。最近越来越热门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恐怕也是其中的一种。我们不妨先远远地看，为什么十多年前没有这类时尚？读弗里德曼的著作，我们知道至少上个世纪60年代欧美就有人喊这个口号，但是十年前的中国，国企的第一位任务还是脱困，大多数民企的第一位任务还是谋求生存。在那种情况下，无论哪类公司，做得下去就是对社会、对国家和人民很大的贡献，没有人起劲地把西方“企业的社会责任”潮流引进来。可是，当中国经济持续走好，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持续有了较好表现，舆论就起了变化，有关“企业的社会责任”言论才越来越多，标准也好像越来越高。这是不是对企业赢利水平提升的一种非市场性回应呢？我以为是的，而这股潮流也一定要提升企业和企业家未来的压力。

　　这就是说，该发生的总要发生。不过，的确也存在着一种可能的危险，就是含糊其词的口号和潮流把事情搞过了头，从而对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对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造成某种不大不小的损害。具体来讲，我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一个口号，有内在的含糊性，主要就是把“社会责任是全社会所有成员的责任”这样一个命题，有意无意地改成似乎仅仅只是企业和企业家才需要担负的责任。社会是由许多部分机构和人组成的，大家各有各的社会责任。政府有政府要担负的、也只有政府才能担负的社会责任，公务员有公务员的社会责任，法官、警察、商人、员工和农民，也都有各自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以我从事的行当为例，在大学教书，不在政府工作，也不在公司工作，是不是就没有相应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呢？应该也是有的吧。要是我天天到这样豪华排场的论坛里夸夸其谈，不认真备课、不认真教书，不认真对待学生，也不认真做研究，就不能算尽到了一个教师应尽的社会责任。要是一个学者，既不受事实的约束，也不受任何科学传统的约束，仅仅靠卖弄银样腊枪头来哗众取宠，或者恐惧说出经过研究而发现的事实与真理，那是不是也没有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

　　谈社会责任，在概念上不可以偏概全。我的文化修养不容许我来界定什么是本次论坛提出的“中国式商业伦理”。不过系统地而不是孤立地看世界，可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多次听柳传志讲，简单如一张桌子要安装四条桌腿，也不能单把某一条桌腿拧得很紧很紧，而要齐头并进，哪一条桌腿也不能落下，桌子才站得稳。社会经济问题要复杂得多，但道理是一样的。喊“社会责任”不能只拧企业和企业家这一条腿，不能造成一个舆论，似乎除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其他的机构和成员再也没有社会责任问题。

　　举一个例子，北京市过去几年马路上的下水道井盖被盗3万多个，导致很多危及人身的恶性事件发生。这里有没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调查一下，有的，因为这些井盖最后反正都卖给了钢铁厂。钢铁厂为什么收购下水道井盖？你出钱收购，不就等于给盗井盖的提供了一个“出口”吗？问得有理。可是再调查，发现不少卖到钢铁厂的井盖已经被砸碎了。钢铁厂就是不收购，井盖也不能再用了。所以这样一个井盖的问题，单强调钢铁厂的社会责任于事有补，但不能完全根治。要根治，还要强调城管的、警察的、废品回收站的、商业监管机构的、甚至全体当了见证人的过往行人，所有相关各方的社会责任，系统地来推进才行。

　　再举一例。毒米的报道我们都看到了，当然首先是制造毒米的商人和企业的责任，制假贩假、害人性命，无良经商到了犯法的地步。可是追查下去，一些毒米来自国有粮库，那里把“陈化粮”违规卖到了市场上。这里就有相关政府部门的责任了，一方面是作为国有机构的所有者的责任，还有一方面就是作为市场监管者的责任。所以，单强调一个环节的责任，不能有效解决问题。

　　在座各位没有人不同意，公司依法纳税是企业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我当然也同意。可是还有一个税法和税负水平合理的问题。如果名义税率过高，征税又做不到普遍，有的税官再搞点名堂，那就有很大的问题。几年前就看到降低税率、简化税种、普遍征收的税改方略，不过看现实，这个改革纲领还远没有实现，在很多情况下，还是在对诚实和诚信“征税”。这样的问题，单讲“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行，还要考虑立法机构、税收机关和税官的社会责任，共同来承担，共同来推进，才能使中国的税制走向简明、透明、税负合理、普遍执行。

　　更加复杂的情况是，各部分应尽的社会责任之间，有一个互相关联和互相影响的问题。比如现在还很严重的商业贿赂、官商勾结，不言而喻是一个毒瘤，不但要毁掉各方当事人，而且可能毁掉整个社会的未来。这件事情上，如果所有中国企业家都能达到王石(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水平，就是坚守经商绝不行贿的道德底线，那不但可以使企业健康成长，也可以救下很多官员的性命。问题是实在不容易，常常是商人行贿源于官员的索贿，官员索贿又源于看到别的商人行贿。闹来闹去，互相激发，因果相联，难分伯仲。反正，官员不履行社会责任，商人也不履行社会责任，最后的结果就是谁想履行社会责任也难。对付这样的联动，没有单一解决方案。

　　甚至企业家行善也有系统配套的问题。比尔·盖茨捐出了那么多钱，巴菲特把更多的钱捐给盖茨基金，给全世界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带了一个好头。不过有一点不要忘掉了，个人把自己在企业的权益捐给了社会公益事业，在发达国家是免税的。而我们国家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普遍做到这一点。这里面当然有许多实际情况，绝不可照搬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但是同样的，对中国企业家捐款的要求，也不能照搬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就是了。

　　我的看法，企业和企业家在履行他们应尽的社会责任的时候，还是要讲究一点顺序。就是先把最应该履行的责任履行到位，有余力再谈其他。如果一家公司的老板，连员工的工资也在拖欠、银行的贷款也不能按时还，却满世界捐款行善，那可实在不是什么好事情。这样的故事几年前我见过，银行怎么催，有的老板就是巍然不动，却到处大手散财，最后把银行惹急了，把行善不还贷者的名单在报上公布，才迫使这类“慈善家”老老实实面对债权人。

　　为什么把企业自己的事情办好非常重要呢？我知道的理论说，企业既不是一座大楼，也不简单就是一个具有法律地位的机构。企业是市场里的一组合约，包括公司与员工们的合约，与银行的合约，与股东的合约，与技术、土地、原材料、能源以及一切要素所有者的合约。企业通过这些市场合约来利用资源，生产出商品和服务，提供给消费者，也经过销售或服务的合约。所以，一个企业和它的企业家，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责任就是要履行合约。我早就讲过，天下企业家都是睁开了眼睛就欠着别人的。企业家绝不是有钱人，虽然他们拥有的个人钱财比我们很多人多很多，但所谓企业家，就是钱再多也比他想做的事业需要的少，也就是钱财永远不足够。企业家永远面对一个矛盾，想做的事情多，自己拥有的钱财又不够。怎么办？就是通过合约，通过承诺来用别人的资源、用社会的资源。别人的为什么给你用？就是有承诺。你举起一面招工旗，工人答应来打工，你其实已经就欠上了工人，因为你承诺付工资，如果付不了，工人怎么过日子？

　　很多老板说，教授你讲起来容易，我拖欠工人工资是因为很多别人不付我的钱。有这个情况，特别是我们看到有的政府项目拖欠工程款，建筑公司就拖欠农民工工资，然后这个政府也就不好意思来监管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这一点上文讲过了，社会责任要系统推进。不过更深一层，世界上正因为有这个麻烦才需要企业家的。企业家的工作，就是对工人、对银行、对土地、对股东、对消费者，做出的各种承诺都要兑现。麻烦在于，企业家做出的常常是确定性的承诺，比如到时发薪、到期还贷，但是市场的变化却不确定，你的商品服务能不能卖出去、能卖什么价钱，可不那么确定。企业家就是通过对付不确定性来履行确定性的承诺。当然很辛苦、很不容易就是了。做不了的，和我一起教书，领确定性的报酬算了。至于有的老板一面欠员工薪水，赖银行贷款，对股东搞什么“融资所得就是利润”，一面却花天酒地，甚至大手散财，那就不但应该遭受到道德谴责，而且还要被追究恶意违约的法律责任。

　　所以，不要小看企业履行合约这样一件事情，不要认为这里面就没有社会责任的内容。企业的市场活动也包含了大量的社会责任。每个员工后面连着家庭，每个银行后面连着很多很多储户，一家公司不履行自己的合约责任，一定连累很多无辜。反过来，企业履约对整个社会有重要的正面影响，马云(阿里巴巴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讲了一句，“给客户带来价值”——听起来蛮生意经的一句话，里面有没有社会责任的含义呢？三周前我刚巧到牡丹江一家林业公司调查，是小公司，产品也简单，筷子呀牙签呀什么的木制品。但那位年轻的管理人谈话中间拿电话讲英文，原来是以色列商家来订货。我问他怎么找到老外客户的，他说通过阿里巴巴。是小公司，但也有200多工人，是东北的老林区，几十年砍光了木头只剩下了人。这个公司用俄罗斯进口材生产木制品，卖到国际上。要是不好好做公司，工人就只有下岗等救济。从这一点看，阿里巴巴认真做它的商务，后面也包含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

　　当然企业家有能力做得更多，舆论一定要给予鼓励。不过这里面也要小心区分，究竟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什么是企业家个人的责任。除了百分之百的私人独资企业，“公司”多多少少是“公”的。盖茨、巴菲特捐出来的都是他们个人在公司里的权益，绝不是笼统地拿公司资源去行善。我们这里公司的类别很多，许多基本的财产界限到今天还远没有划清楚。刚才有批评说国企不愿意捐钱。在我听来倒好像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国企老总把个人所得捐出去是一回事，凭控制权把企业的钱财大把捐出去来博取个人的名声和社会地位，是另外一件事。这说明，谈责任包括社会责任，总是一个与权利相对应的概念，以清楚准确为上。

　　中国经济整体表现好，中国企业整体表现好，将无可避免地引发未来更激烈的竞争。中国的邀请函已经发出去了，中国公司的邀请函也已经发出去了。我们不能指望，这个竞争的世界会对此不做反应。可以指望的，是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更加清醒、更加理性地判断局势，面对未来更激烈的全球竞争，争取更好的成绩。

　　(本文是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举办的2006年年会上的发言，本报发表时作者做了修订；作者为北京大学和长江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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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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