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克林顿路线：李侃如谈近五年中美关系

　　本报记者 刘波

　　现今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强调，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走向将塑造21世纪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未来。而本周，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率领了一个庞大的高官代表团来北京与中国政府进行第一次高层战略对话。

　　对于历史上时好时坏、波动频繁的中美关系而言，2001年以来布什政府和中国维持了长期的、不断升温的友好关系，持续时间之长是中美关系史上长期以来所少见的。这种靠近来源于相互之间的战略需求，也来源于在世界广泛地区的共同利益。而中美关系在经济上的高度依存，也在9·11事件之后的一个动荡的世界里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创造了基础。

　　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和美国消费者对廉价消费品的旺盛需求，中国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和美国日益严重的经常账目赤字，都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中美经济关系的一体之两面。一个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个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发达国家，在交往时如何相处，在两国均是最重要的外交课题之一，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五年之后的今天。

　　为此，本报记者在最近专访了美国密歇根大学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教授，谈这五年的中美关系。

　　调整中美经济失衡“需谨慎为之”

　　《21世纪》：中国加入WTO后，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尤其是中美贸易近年增长的势头非常强劲。你是否认为中美两国经济现在已经达到了一种相互依存的程度？这一经济状况将对两国处理政治关系的方式带来何种影响？

　　李侃如：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两国的经济明显出现了严重相互依存的情形，我相信两国的领导人都很明确地看到了这一事实。相互依存意味着，两国在采取可能影响双边贸易，以及更广泛的双边经济关系的行动时都必须非常谨慎。

　　但相互依存并不意味着现在情况是完全令人满意的或者是可持续的。很明显，由于美国对中国有巨大的贸易逆差，这是世界经济整体所存在的失衡状况的一种反映，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需要调整。在美国一方，这种调整意味着采取措施减少预算赤字，提高个人储蓄率。中国一方也需要调整，至少是调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两方采取的措施将有助于解决失衡问题，但需谨慎为之。

　　这种紧密的经济相互依存也使得在政治关系上，两国可以作为坦诚的朋友相互交流，开诚布公地讨论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通过对话实现双赢局面。

　　《21世纪》：布什政府任内对华政策经历了比较重大的调整。布什总统上台之初定义中国为战略竞争者，中美关系出现紧张，甚至一度因撞机事件跌落谷底。在9·11事件发生后，布什政府调整了对华政策。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9·11事件以及其后的反恐战争实际上对中国意味着一个战略机遇期。你对此怎么看？

　　李侃如：就中美关系而言，在9·11之前布什政府就已经开始采取努力改善中美关系了。当时中国也试图改善和布什政府的关系。

　　在9·11发生后，布什总统非常感谢中国对美国提供的迅速而具体的支援，包括支持在联合国通过反对恐怖主义的决议，以及一些外交层面的支援，尤其是针对巴基斯坦。这促使布什政府对于和中国合作有了更积极的看法。

　　但反恐战争对于中国而言是个复杂的问题。中东到中亚整个地区的稳定对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利益，而美国明显在这一地带发挥着重要作用。中美都关心这一地带，因为两国都是主要的石油进口国，而且两国确实是在努力合作尽最大可能地维持这一地带的稳定。单就双边关系而言，9·11事件确实使中美得到了更多改善关系的机会，但中国的利益不止是在这种双边层面上，更广泛层面的利害需要得到两国更仔细的评估。

　　《21世纪》：这种共同利益是否也包括中美在反恐方面的合作？

　　李侃如：中美反恐合作的具体措施依然很有限，但总之是有益的。可以说9·11事件刚发生不久的时候，中国采取了一些最重要的行动，但在那之后中国也一直在支持打击恐怖主义的战斗，虽然中国并不处在这一战斗的前线。但这不是中美全球合作的核心领域，我认为中美共同利益的主要领域在于经济关系、处理东北亚核问题等方面，以及涉及日本、中国台湾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反恐合作可以促进中美关系，但绝不是这一关系的核心课题。

　　“两面下注的权宜之计”？

　　《21世纪》：有学者认为，布什对华政策依然缺乏明确的定位，而是采取一种称为“两面下注的接触”的权宜之计。而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曾提出中美发展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因此有人认为布什总统给中美关系未来更明确的定位将有利于中美今后的交往，对此你如何看？

　　李侃如：首先克林顿没有将中美关系称为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关系。他只是和江泽民主席达成一致，认为中美应当共同努力来使两国关系在21世纪实现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这一目标。克林顿和江泽民均未说过中美关系已经达到这一水平，只是设定一个目标。

　　第二，布什总统在上台时并不认可克林顿对两国关系的这一定位。但要注意两点。首先，他并不是认为美国不应寻求和中国发展这一关系，而只是认为这样的关系还不存在；第二，在布什总统刚上任的时候，遵守的是“在任何事情上都与克林顿相反”的原则。但不久之后他就发现，在大多数领域克林顿总统做的事情都是对的，所以在一个接一个的领域中，他开始朝着沿袭克林顿政策的方向前进，虽然他不承认这一点。所以我认为二人表态的差异主要是一个美国政党政治的问题，而不涉及美国总体战略的问题。

　　克林顿在任职之初是对中国充满怀疑的，布什在任职之初也是如此。而在他们就职一段时间后，就必须集中于关注美国的利益，并认识到和中国建设性的接触是有利于美国、有利于中国，并有利于和平的。

　　《21世纪》：去年9月，时任美副国国务卿的佐利克在一篇演讲中提出了中国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一说法，并得到中国方面的欢迎。这是否是试图给中美关系定位？你认为它有什么意义？

　　李侃如：首先，佐利克和布什总统都认为，中国巨大的经济增长以及中国非常积极的外交活动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重要的国家。他们承认这一现实。但另一方面，如果你仔细阅读佐利克的演讲，就会发现是附带着条件的。佐利克其实是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一个重要角色，而问题是中国是否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角色。中国和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一样，从目前基本的国际体系中获益，这一体系维持着相当开放的世界贸易，并给世界大部分地方带来基本的稳定，这一体系给中国所追求的和平发展目标创造了条件。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是将承担更多的责任来支持和加强这一带给中国成功机会的体系，还是将成为一个或多或少的“搭便车者”——较多的获取这一体系提供给中国的好处，而较少的为维持这一体系付出更多的努力。

　　《21世纪》：你的意思是说佐利克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只是希望中国向这方面努力？

　　李侃如：佐利克一方面认可了中国是个大国，但同时在和中国交往时提出了疑问，即中国是否愿意承担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并发挥这种影响力。他只是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改变了，当这个已经很大规模的经济体在以超过10%的年增长率发展时，将成为全世界第四或者第三大的经济体，成为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之一。当你在世界上的角色改变后，你的行为方式就变得重要得多了。佐利克说的是中国正在取得这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WTO、世界银行以及任何其他重要的多边机构中，中国都在发挥制定规则的作用。中国需要维持这些全球机构的完整性和工作能力。当然美国政府也没有为中国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负责任”设定条件。

　　《21世纪》：那这是不是整个布什政府的统一政策？

　　李侃如：政府中不同人员的职责不同，我认为布什总统同意佐利克的意见，而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总统是最终的决策者。

　　超越保尔森

　　《21世纪》：2006年保尔森继任美国财政部长后，由于他对中国非常熟悉，因此被猜测为将成为布什政府中对华政策的主导人士。是否如此？你对他的工作和政策如何评价？

　　李侃如：保尔森将会代表美国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略对话，但他的工作并不涉及中美之间的军事关系以及广泛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认识到保尔森对华工作的范围，即主要是广泛意义上的经济事务。单就在这一领域内而言，他将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他是这个工作的正确人选，因为在国会山里不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对他非常尊敬。

　　他个人非常熟悉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系统，与此同时他对美国的经济和金融系统也有深刻的理解。目前人们基本认为，中国的金融系统是中国整体经济体系中的一个虚弱环节。保尔森可以提供帮助，就如何提高金融系统的质量给中国提供建议。而中国提高金融系统的质量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目前的金融系统是使得中国的消费者需求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的原因之一。如果金融系统更加成熟，国内需求的增长将会加快。这就是目前保尔森和中国同行会谈的议题之一，而改善金融体系也是中国领导人自己设定的重大课题。

　　我个人的观点是，中美之间的工作还应当超越保尔森正在做的事情。两国可以合作建立一种称之为“结构性调整计划”的双边机制，在这一框架中两国可以非常坦诚地商讨，为了建立更加健康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应当进行何种的经济调整。但我不知道保尔森现在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清楚保尔森是否已经提出这方面的具体倡议。

　　《21世纪》：安全层面，在朝鲜进行核试验后，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局势骤趋紧张。而中美在此事后也进行了合作，共同在联合国推动通过了制裁朝鲜的决议案。现在六方会谈将要恢复，在新的六方会谈中双方将如何协调立场？

　　李侃如：两国的一致意见是，六方会谈必须恢复。中国敦促朝鲜重返六方会谈，为此中国也和美国进行了广泛的会谈，美国也为此事一直在征询韩国、日本以及中国的意见。现在看来六方会谈将会恢复，但仍需要继续等待事态的发展，目前的状况很复杂。根据我的判断，我现在还看不出来朝鲜最根本的意图是什么，而同时我也不清楚布什总统将会接受的底线是什么。

　　《21世纪》：美国和印度近年来在加强两国关系，尤其是在民用核能合作方面。这是否意味着美国仍有某种借助印度来遏制中国的考虑？

　　李侃如：我认为这么说稍微有些夸张了。印度在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现在要和美国在民用核能方面展开合作。当印度于1998年进行核试验后，美国中断了在民用核能方面对印度提供的帮助。现在印度欢迎美国重新提供机会。就在胡锦涛主席近期访问印度时，印度官方也强调印度并不是和美国站在一起与中国作对。印度试图改善和美国的关系并从中得到好处，但同时也希望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也从中得到好处。美国一方面和印度的关系日益扩展，另一方面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却要大大超过与印度的贸易。而且布什总统和胡锦涛主席见面的次数要远远多于和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见面的次数。美中关系的势头远比美印关系强劲。美国希望在亚洲有些强大的友好国家。但这是否是针对中国的呢？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普遍的看法。

　　《21世纪》：除印度外，美国还在加强和日本的军事联系，这又是为什么呢？

　　李侃如：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是个非常态的国家，因此最近日本的外交政策开始变得越来越积极。日本在以平缓的方式加强军力，并扩大允许军力使用的范围，例如在维持和平部队方面。这只是一个渐进过程的一部分，虽然在小泉纯一郎的首相任期内这一进程大大加快了，我认为现任的安倍晋三首相将继续推动日本朝向一个正常国家的方向发展。我认为这一事态本身并不具有危险性。二战已经结束了60多年了，从1946年到2006年日本军队没有打死一个人，单从军事意义上讲不能把日本看作一个危险的国家。

　　就美国方面而言，在布什政府开始执政之初很多人认为克林顿政府过于倾向中国了，而没有对日本给以足够的关注，他们认为让美日关系更为紧密将非常有利于两国的利益，而这和中美的良好关系也是协调一致的。我的个人感觉是，随着日本逐渐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我们将发现日本将不会总是和美国亦步亦趋。随着日本实力的增强，它将倾向于追求本国的利益，这些利益经常和美国的利益重合，但也经常不会重合。不论是日本还是印度，如果有人认为，单从美国加强和它们的军事合作就判断它们将完全遵照美国的利益行事，那将是一种非常幼稚的观点。

　　《21世纪》：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重掌国会两院的控制权，你认为这是否会加剧国会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风险？

　　李侃如：我认为中国有理由担忧国会可能会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尤其是在两国贸易关系方面。但我不认为这单纯是因为民主党重夺国会控制权的原因。也有很多共和党人对布什总统的对华政策很不满意，只是因为他们支持布什总统，才没有在中国政策问题上对他进行攻击。

　　我认为有些批评是有所夸大的，但也有一些很严肃的批评。我给你一个例子，美国众议院的所有议员都从本选区的企业家那里听到抱怨说，有中国企业窃取了他们的

　　国会是否将在贸易和投资问题上制造麻烦？是的。在有些方面也许没有充分的理由，但在另外一些方面确实可以理直气壮。中国需要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因为它们代表了美国国内真实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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