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有良治才有利益和谐

　　本报记者 王娜

　　宏观调控“一收就冷，一放就热”，GDP的劳动分配率和资本分配率差距拉大，农民增收成效不高，内需不足，国际收支不平衡——2006年，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依然困难重重。

　　12月13日晚，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他认为解决国内不同利益者不同诉求的突破口还是在于鼓励投资，鼓励创业，促进就业。

　　尽管收入分配改革决心大、力度强，但毕竟无法“一蹴而就”。更为重要的是扩大就业是“本”，差距调节是“末”。

　　周天勇认为，改善创业环境的关键就是推进行政机构改革，“对于个体私营和中小企业的管理就是要‘放’字当先”。

　　构建利益表达的平台

　　《21世纪》：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是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利益关系不和谐，社会关系是难以和谐的。由于财富分配不平衡，各阶层都亟须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目前，我国有哪些可供不同利益者表达的渠道？

　　周天勇：当前，我国的利益表达形式有以下几种方式。主渠道就是每年召开的全国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这是不同利益者的代表能够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反映利益诉求的平台，也是我国吸纳各方利益群体呼声的核心制度。第二，中央各个部委，还有中央党校等研究机构去地方调研，听取老百姓的呼声，这是一种相对主动的、针对性较强的吸纳意见的渠道。第三，是基层单位和民间团体以报告、汇报等主要形式自下而上地发声，提出具体要求。第四，就是通过新闻媒体监督政府决策，包括有关媒体的内参和公开发表文章两种。第五，是信访制度。

　　从形式上来看，现在又有网络的普及和应用，国家领导人也会浏览互联网，表达利益诉求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总体上，我认为，近些年来我国政府始终在加强不同利益者表达渠道的建设，如不断加强全国和各级人大的监督作用、不断完善的听证制度还有对重大法律法规及政策草案的公示公开征求意见。可以说，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比较通畅、开放的信息来源和反馈的渠道。

　　《21世纪》：现有表达渠道还存在着哪些不足？

　　周天勇：的确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从利益诉求的提出，到纳入正式的协商系统，再到问题的解决和反馈，这一整套系统的制度还有待完善。

　　其次，一些诉求表达的组织形式和平台还需要多元化。比如说，今年的北京一度发生取缔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事件，引发媒体关注，我看后来党校附近的一个学校又重新开了。问题是，对利益表达重视和认可是在关闭之后，是一种滞后的表达，原因就是没有组织形式来协调，就缺少了利益表达的平台。

　　第三，一些利益诉求通过有关政府的部门到达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时候，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扭曲，就是因为存在着部门利益。

　　《21世纪》：平衡不同利益者博弈，吸纳多方诉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当下，一个突出矛盾是人们收入差距的扩大。有数据显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2005年为3.2：1，收入分配不公已成为社会各种矛盾最主要的源头。2006年，党中央和国务院积极推动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您如何看待这方面改革在解决利益平衡问题上取得的成效？

　　周天勇：今年党中央和国务院确实下了很大的决心去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特别是为社会弱势群体办了几件实事：一是对农民“多予少取”，出台减免农业税政策；二是各地陆续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并不断扩大城市居民低保范围。三是，义务教育法的颁布，确定了各级政府财政的责任。此外，还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实行双重控制。中央政府已经开征石油特别收益金，地方政府也已经就各类服务型价格的调整举行过公众听证会。

　　但是我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系统性、全方位、长期的大变革。收入分配制度中包括这样几个核心问题。一是，基础分配问题，指劳动、资本和国家的分配能力和分配率是否平衡。二是，二次分配问题。当下，垄断行业占用资本、定价、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对行业内部分配的权力过大，我国对高收入者税收调节机制不健全。第三，政府的行政、执法和司法设立机构、乱收费来供养的体制，导致政府的部门收入过高。第四，是转移支付，国家财政是否通过转移支付平衡弱势群体，完善公共服务。

　　破除创业的体制束缚

　　《21世纪》：您认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关键点在哪里？

　　周天勇：我认为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鼓励老百姓创业就业，劳动人口多了，收入分配就得到调节了。1990年时，城镇100个人中有56.44个人工作，登记失业率是2%左右，普查失业率是3.5%。现在城镇就业率是48%，降低了8个多百分点。

　　我再算一笔帐，比如，2005年中国每千人只有2.6个企业，而发达国家每千人一般为45个左右，发展中国家每千人一般在20-30个范围。如果这种态势不能被扭转，“十一五”期间每年劳动力供给2400万，如果每年只能安排1100万，累积新增失业将为6500万，加上目前实际失业在家的5080万人，2010年时，城镇失业人口将达11600万人左右，城镇失业率将上升到25%左右，失业和就业不足率可能达到35%。

　　如果现在失业在家的5000多万人都有收入有消费，那投资和消费的比例马上就改善了。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扩大内需，我个人认为扩大内需的关键是创业。有人说关键是要提高农民收入，但是怎么提高？还是要靠创业和就业来转移，靠粮价上涨提高农民收入希望太小了。

　　其次，就是要管制垄断行业。有的行业要打破垄断，不能打破的要进行成本监控和价格监督。还要通过税收来调节高收入人群。

　　《21世纪》：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限制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体制，使创业和经营乃至就业环境不断地恶化。您认为，又应该如何改善创业环境呢？

　　周天勇：改善创业环境的关键就是推进行政机构改革。个体私营和中小企业的管理就是一个“放”字。第一，不要过多地管制，比如法国和德国，有三分之一都是非登记企业。道理很简单，登记首先要有登记地址，就得提前租个房子，两个月审批程序没走完，房租已经交了不少。所以，注册登记制已经要改，一定要允许非登记企业存在。

　　其次，行政、执法、司法要与经济利益相脱离，最重要的就是工商、质监、城管、交通、公检法等，由财政全额供养，不可以随意设置收费项目。

　　第三，企业融资渠道。德国有四百家独立银行，浙江中小企业的成功也是在于民间借贷体系发达。要想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就要鼓励民间信贷和中小银行的发展。

　　总之，个体私营经济发达，意味着中等收入的人群多。这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症结所在。有人说基尼系数高主要是私营企业导致的，我觉得大错特错，反而是这样的企业发展得还不够。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制度设计的问题，鼓励创业和就业是改革的突破口。改变创业环境，我觉得如果改革力度大，短期五年见效，长期需要十年。

　　《21世纪》：我想您的观点也暗合了劳动和资本对于GDP贡献率比例失衡的逻辑。有数据显示，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由1990年底的16%降到去年的10%，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周天勇：有三种分配力量。首先是劳动分配，就业是衡量劳动分配的标准，失业率高低，决定着国民经济发展的劳动推动和参与程度，失业率低，劳动参与程度高，劳动要素对GDP增长贡献大，劳动要素在GDP中的分配比率就高，否则，劳动分配的比率就低。还有是工资的增长与资本利润、财政收入增长的比率是否匹配，增长方向和幅度是不是一致的。

　　第二，资本分配，越是国有大企业、垄断行业和外资企业越多，那么资本分配率就越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由这类企业主导，那么财富就被这部分企业分走了。

　　第三，国家分配，就是通过税收等方式使用国家权力在分配中的强度。现在的趋势是GDP的劳动分配率相对越来越低，资本分配率相对越来越高，居民和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矛盾自然加大。

　　如果经济增长长期以资本投入推动，劳动要素闲置程度越来越高，则资本分配GDP的能力和程度将越来越强，比例将会越来越大。

　　如何解决各方利益和谐

　　《21世纪》：在12月11日刚刚结束的全国发展与改革工作会议上有一个新颖之处，就是并没有让地方发改委主任过多地谈地方经济发展现状，而是请他们来谈对于国家

　　周天勇：的确是这样，这种方式的作用主要用于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种利益和谐。地方的利益诉求正在反向地向中央来表达，这是一种在制度上很大的创新。

　　我认为解决中国各方利益和谐的问题，最为关键是人大和政府之间能否形成一个制衡，所有法律法规和重大决策都要通过人大来审批。其次是社会听证制度要发展，重大的社会政策要召开听证会，听证会要中立不能流于形式化。最后就是民间社会团体的发展和壮大。这里指出的民间社会团体一定要具备非政府性、自治性和非营利性，保证不同利益者、不同阶层有表达诉求的组织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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