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公民：可持续性的探求

　　主持人：

　　刘晖：21世纪经济报道副主编

　　嘉宾：

　　王育琨：首钢大企业研究所所长

　　李志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

　　王辉耀：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2005委员会理事长

　　许国祯：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副总裁

　　王利平：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兼副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

　　刘晖：2003年初的时候，21世纪报系首倡公民理念。到2006年，这个概念已经风行了。有两个问题：一是当概念风行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做？比如一个狼型企业，面对企业公民责任应该怎么做？第二个就是说企业公民怎么样实行可持续发展？

　　王育琨：时代的领航人物

　　企业公民的概念已经非常普及。企业家是时代的领航人物。企业强则国家强，企业家强则企业强。但现在的领军人物并不那么自觉、自信、自尊。他常常被一些其他的因素所困扰。好多企业家在最初掘起第一桶金的时候都有一跳。有的人跳下去了，但是没有赚到钱，这些人就成为了先驱；还有一些人跳下去赚到钱了，坑了一大堆的朋友，这些人被定为骗子。第三种人把企业发展起来了，但是这种英雄花了很长时间，在一个阶段来说他是时代的领航人物。

　　李志能：转向更有品质的社会

　　我觉得企业公民实际上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企业到底只是一个经济人还是他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人。从目前的发展阶段上来看的话，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提出企业公民的概念引起那么多的反响我想也是有原因的。过去的企业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他的心理就会有一些变化。现在很多企业家已经有了这种自信，他的目标不仅仅是让我变得更有钱，而是我怎么样让人更尊敬。我们大家来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中国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可以从过去追求更多的钱，转向更有品质的社会。

　　现在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经济的多元化。跨国公司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区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他像天上的鸟一样，今天集中到这个地方，明天集中到那个地方，由于他在不同的地方做的事情不一样的，所以他就要想办法在这个地方生根。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企业公民责任从过去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王辉耀：三足鼎立的公民社会

　　在中国公民社会的观念还一直不是非常普及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论坛非常好，很有意义。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到1990年代中国开始进入市场经济以后，企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21世纪当中国在世界上崛起的时候，我认为中国在呼唤世界性的公民社会。一个社会要取得良性的发展，必须是三足鼎立的，就是政府、企业和社团。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方面中国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我认为中国企业在满足了经济效益最大化后，必须要考虑到社会的效益。我们看一个企业成功与否，更重要的是给社会和员工带来了什么样的回报。另外从社团方面来讲，中国可能现在大大小小的社团成千上万。这里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创办欧美同学商会的经验。到目前为止，欧美同学商会聚集了2000多会员。不仅是开展一些联谊活动，而且把一些新的概念带到中国来。

　　比如说我们每年都举办慈善晚会，我们连续三年在北京举办了大规模的慈善晚会，今年的慈善晚会上我们援建了两所慈善小学。我们去了非常贫困的山区，“海归”去这些地方为贫困的山区做一些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观念上应该做更大的推动，为国家的发展找到更多的亮点。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矛盾的多发期，正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局面。如何更好地把国家引向持续性发展，如何建设我们的企业公民社会，都需要更进一步的思考。

　　许国祯：企业内化的社会体验

　　基本上企业作为社会公民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概念。我们应当理解到资源是有限的，环境是不可恢复的，企业是不断的产生社会影响的，企业应当有社会自觉。

福特汽车注重把企业社会的体验作为一个内化。内化不是口号化，需要逐渐突破国内企业界一再受到的困扰。

　　而尽一份企业公民的力量，应当尽量做到参与。地球村的廖女士是我们福特汽车的导师。廖女士指导我们应该找哪个方面着手，应该找哪一位，为什么要和NGO产生联系，如果你不听顾客的声音的话，生意会越做越糟的。你必须倾听其他人的声音。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找到比较好的路子。

　　王利平：本土企业的公民责任

　　我想一个企业也是一个人，既然是一个人的话都有他的性格，有他的价值取向。当然这个企业的性格价值取向和责任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领导人。如果一个企业需要平衡可持续的发展，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就是说第一我们要赚钱，利润最大化，但要赚干净的钱，要守法经营，还应有强烈的责任感。公民的责任应该不光是付出，他会有收获的。因为你是一个负责任的公司的话，社会就会给你加分。

　　刚才各位讲了很多外资企业，跨国企业为中国的企业做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因为企业公民在国际上概念提出的比较早，但是我相信中国的企业会很快跟上，因为要在中国建立企业公民的良好生态，还是应该依靠我们的本土企业。我们的本土企业都起到一个公民的责任，环境才会得到净化，才会更好的发展下去。

　　平安作为一个企业首先在企业文化上给自己做了很好的归纳：对员工的责任、对股东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在经营的过程中，既然要做一个企业公民，首先要守法。第二它完成了对员工的诚信教育。因为我们是保险企业，跟一般的制造业不一样，在制造污染方面可能会少一点。但也面临如何减少资料消耗的问题，现在办公都是无纸化，公司长期以来形成了双面用纸的习惯。我想这都形成了一个企业的习惯。

　　同时在我们企业有条件的情况下，多做一些社会公益。我们通过公司的公益活动也带动了员工参与公益活动的积极性。

　　我去参加过21世纪报系主办的公益活动“红粉笔计划”，这是一个很好的关于乡村素质教育的规划。我虽然只参加了一个星期，但是我觉得这一个星期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对我来讲也是一次心灵的净化。如果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对每一个企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在政府的鼓励下，在媒体的引导下，企业公民一定会在中国取得很好的发展。

　　平衡的边界在哪里？

　　刘晖：对于企业公民进行另一方面纵深的思考，就会看到它也面临一些质疑，比如说“公益的瓶子装着营销的酒”，这个平衡感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王利平：我觉得企业公民不应该是把它局限在行善上面。如果钱是不干净的，你再怎么行善也不能弥补的。在此基础上行善是锦上添花。公益和营销包装我觉得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你硬把他说包装起来也可以，一个企业如果你做的行善比较多了，你的社会形象好了，你的销售一定会好。但是我想最好不要把行善和营销绑的太紧，这样就偏离了你的主题了。

　　王育琨：企业的公民责任意识到什么程度完全在企业家的责任。企业家的梦想是可以改变世界的。企业的公益责任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事，要以正确合乎道德的方式去完全使命。

　　刘晖：所以包装是不够的。

　　许国祯：我们多半谈的是责任。公民也有权利。我们在讲尽义务的时候，我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体验，这里跟大家也交换一下心得。一个是我们的劳工的结构一个是产品的结构。产品的结构是耗油高，不适合时代了。员工的结构已经提到了60美元一小时的成本。这样在北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一方面是倾听了消费者的声音，一方面是满足了员工的要求，到最后企业本身要付出这个代价。在倾听外部的声音和内部的抉择之间，我们大会的主题太重要了，要真的考虑多是不是平衡，是不是可以持续。在座的很多的企业界的或者是学术界的朋友，大家在做企业公民的讨论的时候，我个人的体验或者说福特的体验是我们不能放弃原来的理想，就是说要为社会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之外，而让环境变的更美好。但是在做所有决定的时候，过于戏剧化，到最后留下来的隐患企业是要负责任的。确实也不能够超前太多。可能这话不科学，确实是很深刻的体验。

　　刘晖：现在福特遇到一个问题，面对这种压力，应该怎么选择。我想听听李志能的意见。

　　李志能：第一我觉得对于企业公民责任来说，企业责任应该是和他整个企业经营的过程是相关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和他的利益相关体之间对于每个企业来说他的组合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说每个利益相关体是一样的。我觉得应该允许一个企业在处理这个关系的同时有他自己的考虑。对于企业家来说，行销和行善是没有达到共识的。到这个阶段我觉得我有钱了，我应该做这方面的事情。对社会来说，你的钱本来是不干净的，这两方面根本谈不到一块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于企业的公民的责任，另外一方面我们对于公众来说我们有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同样要有这样一个宽容的心态。允许他自己希望的方式去行使他的公民责任。

　　王辉耀：我认为在目前社会，企业行善，要找到更好的人，更多的模式。这样企业来行善来回馈社会的话会更有成果。

　　同时可能需要更多的企业来关心社团的建设，一个企业的作用往往是有限的，很多企业组织起来能发挥更多的作用。社会和谐需要政府企业和社团三方面的作用。在中国企业公民建立的时候，应当考虑企业怎样组织起来，怎样组织商会或者更好的社团来发挥企业公民社会的效应。

　　王利平：我想行销和行善没必要对立起来。我们在行善的同时如果能把行销做到好也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公民。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如果说是我们拿出一点点钱做了很多的销售，而我们销售的东西是对社会有害的，他这种行善是我们不需要的。如果产品是干净的话，那样我觉得行销和行善就可以统一起来了。

　　刘晖：当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进行国际化交流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从企业公民行为的商业和寓言当中获得一份顺利进入市场的

竞争力？在我们发展公民行为的过程当中，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他们各自都可以起到一些什么作用？各种行为是否可以找到一种很恰当的结合？

　　我们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多元一体”，实际上在这个方面我们有着很多共识。首先一个就是今天的企业，我们认识它的时候再也不能把它仅仅局限为经济性的组织，它不仅推动经济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性的组织，它以自己的产品和对待员工的方式、对待环境的方式、对待商业伙伴的方式，以及它自身的价值观的建设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对社会的文明，对社会的和谐与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企业如果以一个经济的但同时更是一个社会的机构来认识自己的时候，企业公民行为就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应该是怎么去做，怎样做得更好的问题。

　　无论是跨国企业还是国内的企业都以探索和实践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包括再教育、环境治理、倡导新的文化观以及新技术的推行上都有很多积极的做法。在这样一个议题当中还有一类组织恐怕也担负着很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倡行公民行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媒体的社会推广，媒体以自己的观念引导社会性的教育，包括我们对做得好的公民行为给予社会的褒扬，这对企业公民行为有良好的发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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