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的北京共识

　　张剑荆 《中国经济时报》副主编

　　从长期来看，中美之间都存在对一个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底线共识。

　　中美首次战略经济对话即将在北京举行。据悉，对话的主要议题有三个：人民币汇率、保护知识产权和市场开放。这三个问题在中美国内以及两国间，无疑都是重要的，人们期待对话能够取得进展，相信也会取得一定进展。

　　不过，笔者认为，这次对话的最大看点，不在这些具体问题上，而在经济战略层次上；对话所侧重的，不是细节，而是两国经济交往的总体框架。简单说，这次对话与以往名目繁多的中美磋商不同的地方，是其战略性质。而其可能达成的共识也应当是战略性质的，这里不妨将拟议中的这一共识称为“北京共识”。

　　中美间，“战略”二字可谓来之不易。话说去年8月，两国启动副部长级的对话机制，中国媒体一致以“战略对话”呼之，美国方面却坚持只说“高层对话”。他们的解释是，只是在盟友之间才使用“战略”一词。

　　这次在“经济对话”前加了“战略”二字，足见中美关系上了新的台阶，至少在经济领域，两个国家真正开始了战略合作之旅。

　　经济战略上中美间的相互需求乃至相互依赖，不始于今日，但于今为甚。怎么说？目前，全球经济处于重大转折关头，长期前景已经显现。一个权威的预测是：2035年，发展中的四大经济体———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发达的西方七国集团。最迟到2042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老大。届时，国际经济的版图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七国集团中只有美国和日本还能保留在前七名之内。当然，这只是一个长期预测。

　　就短期来看，全球经济失衡的倾向愈发明显，其中中美经济的失衡尤其突出。全球化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的崛起，推动着全球经济进入大变动、大重组的阶段。而正如历史上类似时期所发生的那样，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纷纷出现了保护主义反应。最极端的例子是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主要大国几乎都采取了经济民族主义的措施，在美国，斯穆特-霍利关税和货币政策(1930年)则宣告了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终结。这样的教训应当为后来者所吸取。

　　在目前这样一个拐点上进行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负有探索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任。面对目前经济失衡的局面，在美国国内，有一种要求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声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需要一个新的广场协定(1985年)。

　　这些观点与其说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如说是国际经济秩序亟需重建的征象。从美国方面来讲，新的经济秩序意味着将中国“融合进来”。那么，中国融入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应当是什么样的呢？

　　鉴于历史的教训，我想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自由和开放的市场经济。两国都有责任为此而努力，因为这是两国经济健康发展都需要的一种公共物品。美国的一些人士认为，失衡的责任在于中国，因此敦促美国政府向中国施加压力。这种把中国当替罪羊的做法，无益于问题的解决。比如，美国的逆差和赤字问题就很复杂，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中国。战略对话所要追求的是在公共物品层次上取得共识，而不是找替罪羊。

　　从现实政策和战略方向两个方面看，中国都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五年间，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自由贸易联系在一起的。比如，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从入世前的平均42%，下降到平均2.5%。

　　而自2002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美国最大的纺织产品供应国地位，2005年的市场份额更超过了第二至第六供应国(地区)份额的总和。与2002年相比，2005年中国纺织产品对美出口增长了238%，年均达60%。显然，中国获益巨大。

　　最近几年，中国以空前的热情在地区层次上推进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目前世界所感觉到的“中国因素”，基本上是自由贸易引起的。因此，中国没有理由采取保护主义的战略。中国不是放弃、收缩“融入战略”而是采取措施完善、巩固这一体系，使之可持续地发展。

　　因此，从长期来看，中美之间都存在对一个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底线共识。美国是这一体系的创建者和支持者，中国是这一体系的新来者，两者的战略合作对于这一体系的维持以及和平调整，都至关重要。

　　这样的共识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前提。有了这一共识，双方才可以坦诚地交换看法，并制定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步骤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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