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吃惊的印度速度

　　经济发展必定引起制度的变革，而制度的变革又强化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力量。印度正在进入这个良性循环阶段，其经济或许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文/顾列铭

　　9月26日，瑞士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其中，印度的竞争力已由第50位上升到第43位。

　　事实上，近来有关印度经济发展前景的乐观预测不绝于耳。国际会计咨询公司普华永道公司不久前发表研究报告说，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尼、墨西哥和土耳其这7个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到2005年将超过“七国集团”(G7)。其中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将是最快的，从现在起到2050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7.6%。

　　经济增长确实迅猛

　　印度官方资料显示，印度经济在过去25年中稳步快速增长，1980—2002年，印度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6%，2002—2006年，年平均增速达到了7.5%。

　　印度总理辛格在2006年独立日演讲中说：“印度的经济发展状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我们的经济正在以一个良好的、超过8%的步伐迈进。”印度官方资料还表明，印度有2.5亿中产阶级，与此同时，印度贫困人口在快速减少，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同时人均国民收入也实现了同步快速增长。

　　而对于今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说，印度经济未来几年内年增长率将达8%-10%。美国著名智库——经济战略研究所的所长普雷斯托维茨在其《30亿新资本家：财富和实力向东方大转移》一书中也给出了类似的乐观预测，他说印度经济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将维持7%-8%的增长率。

　　与此同时，印度官员也充满了信心。辛格总理于2005年年底表示，印度经济增长率在2-3年内将达到10%。而印度的内部改革和外交政策调整，为其经济腾飞提供了动力。

　　印度现任总理辛格无疑是坚定的改革派，更有印度“经济改革之父”的美誉。1991年他担任财政部长时就致力于经济改革，到2004年担任总理时凭借手中更大的权力，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2006年年初，他不顾其联盟政府中左翼伙伴的强烈反对和工会的大罢工，推行国有机场管理私有化的举措，这很能说明他的改革意志。

　　创新是印度发展之源

　　瑞士世界经济论坛主要根据宏观经济管理、技术革新和公共机构质量这三项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这三个指标事实上可以合并为一个，那就是技术革新，因为宏观经济稳定和公共机构的质量完全可以通过技术革新这个最终产品来得以体现。而印度经济快速发展主要就是靠技术革新。

　　众所周知，印度在过去14年里的改革动作并不大，但经济仍以超过6%的年增长率发展，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印度现行体制之外出现了新的增长点。这证实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阿瑟·刘易斯的判断：“经济的变化并不完全产生于制度的变化。经济增长可能产生于资本形成的增加、新技术的应用或者不是源于制度变化的其他因素。”

　　印度引进了新的技术。它虽然错过了制造业大发展的潮流，却在服务业大发展的趋势下抓住了机会。印度政府虽然在改革现行体制方面步调缓慢，却很少对新兴行业如信息技术、外包服务等进行干预。印度私营部门在这些行业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并有不俗的表现。在此过程中，印度出现了一批在国际市场上叱咤风云的本土企业，如软件业巨头Infosys、Wipro等，令国际社会对印度刮目相看。

　　而印度在新兴产业中诞生的一批杰出企业家在推动印度经济发展、提高印度的国际知名度和声誉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如今，这一批靠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经济成就的明星已经获得崇高的社会政治地位，他们在国人眼中成了“民族英雄”。其中Infosys的创始人纳拉亚纳·穆尔蒂被印度人骄傲地誉为“印度的比尔·盖茨”。这样一些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了认可，这一点对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是很重要的，历史已经证明，在商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低贱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是有限的。比如说，商业地位在英国和西班牙殖民扩张时期的贵贱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它们后来的发展差异。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私营部门主导着经济的发展，所以政府在政策制定上首先需要保证的是均衡各方利益、平衡收入分配。

　　从更积极的角度来看，印度在新兴产业中诞生的一批杰出企业家作为社会的革新者，能够引导现行体制向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转变，促使制度性的障碍以更快的速度瓦解。经济的发展与制度的转变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经济发展必定引起制度的变革，而制度的变革又将强化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力量。

　　印度正在进入这个良性循环阶段，所以其经济或许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印度经济正在进入快车道。而后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其有碍经济加速发展的因素将会以更快的速度被克服。

　　发展仍有相当多桎梏

　　当然，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印度无疑是后来者，在很多方面已经落后了。其落后的基础设施、官僚主义、对企业不利的劳动法、对外国投资的众多限制等常常为人诟病。

　　更重要的是，印度的经济改革仍面临很多禁忌或雷区。辛格政府推行的机场管理私有化政策所激起的大罢工就很能说明私有化问题的敏感性。更准确地说，印度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是私有化，而是“去投资化”，而且“去投资化”的比例一般不会超过国有企业总资本的50%。尽管如此，仍会遭遇很大的阻力。

　　印度改革面临的另一个棘手问题是劳动法改革。1947年颁布的《产业纠纷法案》规定，雇用100名以上员工的企业在没有获得政府许可的情况下不能解雇任何人，实际上政府很少会批准公司解雇员工。这部缺乏灵活性的法案实际上对劳资双方都没好处，因为它促使印度公司选择资本密集型产业，即便有廉价的劳动力也不充分利用。

　　而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各国必须先发展制造业。印度人口众多，想仅仅通过软件业的发展来带动经济是困难的，因为软件业吸纳的劳动力太少，而且软件业的核心技术也不在印度。“只有制造业才能吸纳众多的劳动力，减少贫苦人口。拥有11亿多人口的印度，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造业，是发展不起来的。”一家印度大报总编如是说，“印度现在仍有2.6亿人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这个问题不解决，印度竞争力难以长久领先。”

　　印度发展面临的另一难题是缺乏熟练劳动力。据市场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预测，到2015年，美国将有340万个服务行业的工作机会流向海外，印度的服务业无疑将大受其益。而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联合会最近的研究显示，虽然印度每年有300万学生从大学毕业，但只有约10%—15%的大学毕业生适合直接进入外国信息技术公司和业务流程外包行业。人才短缺将影响印度以知识为基础和依靠服务推动的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印度恐怕必须通过创建充足的基础设施来提高其竞争力，推动出口收入增长，以此增加一个收入来源，支撑其现代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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