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研发经费超过日本又如何

　　徐迅雷，生于1966年，大学毕业留校6年，后到政协又6年，再后来下派到一个江南小镇做镇委书记，最后弃政从文——因为感到还不干自己感兴趣的事，这辈子要废了。现为杭州《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2001年开始集中精力写作，已刊发杂文时评随笔书评逾千篇，其中逾百篇被各种选本选载。《杂文报》“名家新作”栏目、《杂文选刊》“当代杂文30家”栏目先后有介绍。

　　12月4日-12月10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徐迅雷。----编者按

研发经费超过日本又如何     12月7日  星期四

　　文/徐迅雷

　　这应该是好消息吧：12月5日的《参考消息》在“世界经济”版里，转发了英国《金融时报》的一则报道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透露，中国的研发经费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

　　“估计中国今年投入研发方面的资金达1360亿美元，超过日本的1300亿美元。”经合组织说，“但是仍远落后于美国的3300亿美元。”经合组织科技部门的负责人德克·派拉特表示了意外：“中国研发经费迅速增加已有一段时间了，但它那么快就超过日本还是令人意外。”他还说，一些跨国公司开始把真正的研发部门移到中国，因为他们可以在上海或者北京聘请到许多技术熟练的科学家。

　　看到这样的消息，弄科研的人一定就像大冬天吃了热汤团，从嘴里舒服到心里。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一些跨国公司“开始把真正的研发部门移到中国”，他们自己是要投入研发经费的，这个不算“中国投入”吧？就算我国今年研发资金投入真的达到1360亿美元，它的投入产出的效益比，可能“超过日本”乎？

　　经济发展，当然离不开科研投入。问题是，“投入”并不等于“产出”。最近不是有两条著名的消息吗：第一条是，教育部部长周济生气地说，高校要提高科研水平，要把高水平的论文写在大地上，而现实中有些科研论文“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那天在电视里看到的周济的这个妙喻，我立马笑了。是啊，有的论文是抄下来、拼起来、吹上来的，想解决现实问题？没门。用毛泽东一句“头重脚轻根底浅”来形容这种论文，还真是精到。第二条消息是，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宣布了罢免天津大学原校长单平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决定，这位校长先生闹出了“天大巨资炒股失察案”，他的副校长挪用巨款炒股，导致至少3750万元的巨额经济损失。这一事件被称为是我国高校产业发展问题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高校发展产业的初衷本来是为了促进高科技成果转化，一头服务科研，一头服务社会，可他们把巨款扔到股市里头去了，不玩“高科技”，玩上了“高风险”。

　　我们的科研经费究竟都是怎么花的？看看《中国青年报》7月16日的一个报道，就明白三分。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不少与会校长呼吁改革科研经费提成的做法，因为其“合法不合理”。科研项目在很多人眼里已经成了“圈钱项目”：只要有了科研项目，科研人员就可以从中提成，甚至有人用科研经费买车买房；有的教授拿来项目，年收入可达50万到60万元。而且，竟然没有对科研经费提成的有效监控机制。8月21日《中国青年报》又报道说，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华杰指出，国家对科研经费的投入逐年加大，但“包工头”现象在科学界却越来越普遍：某些著名学者特别是院士，很容易拿到科研大项目，但他们自己没时间去做具体研究，就把项目分解发包出去给别人做，“这些学者往往还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一边是科研缺钱，一边却是“包工头”一般胡乱花钱；而那些弄出来的“科研成果”则无法转化，我国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一直维持在可怜的10%上下，因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其实还有更可怕的，有些“包工头”博导，让自己的学生弄论文，自己在前头署个名就算数；还有的干脆造假，把人家美国的芯片拿来贴上自己的标签充数。地球人都知道，长此以往，积重难返，导致的结果就是论文泡沫化、成果泡沫化、转化泡沫化、专利泡沫化、职称泡沫化、人才泡沫化，大量的所谓“科研成果”没有真正的实用价值；目前我国科技工作者总数已达2174万人，数量居世界第一位；其中研发人员总数达120万人，居世界第二位，可谓队伍规模庞大，但缺少真正有水平的高层次人才，能跻身国际前沿、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科学家更是寥若晨星。你看看1994年到2004年我国发表的论文，平均被引用率竟然排在世界120位之后！泱泱大国人马众多的科研弄成这个样子，能不让国人汗颜吗？

　　我始终认为，钱是重要的，但人比钱更重要；科研经费是重要的，但科研体制比科研经费更重要。看看两个国外的小故事，就知道为什么“人很重要”：

　　作为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的托马斯·杰弗逊总统，在当上总统之前他曾被派驻到法国做公使，花了很多时间考察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农村，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发现意大利的稻谷品质非常优良，然而那时意大利是严禁粮食外运的，杰弗逊不死心，不惜做了一回“贼”，在自己所有口袋里都偷偷装满了用高价买来的优良稻种，一回国就赶紧把稻种交给科研机构研究，从而生产出比意大利还要好的优良稻谷。

　　前苏联科学家卡尔察，曾经在英国求学，得到导师卢瑟福教授的高度肯定，并为他专门拨出经费建立了蒙德实验室。但是好景不常，因为国内政治原因，卡尔察被迫回国，因为没有类似验室设备，科研工作长时间无进展。卢瑟福得知消息后心焦如焚，他晓得卡尔察是位难得的天才，所以不顾自身患病，奔走于前苏联与英国大使馆间，终于将蒙德实验室的设备统统空运到前苏联供卡尔察使用。1978年，卡尔察因在低温学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荣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正 因为卢瑟福的博大，他的学生中有13位获得了诺贝尔奖。不知道我们那些擅长于剽窃学生论文的博导，作如何想。

　　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曾在央视《决策者说》中说到，我国科技的投入长期不足，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问题，去年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是1.23%，和发达国家2%、2.5%、3%相比，差距还很大。如今加大投入，“超日赶美”，自然是好。可是，我们的科研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体制，研发与市场脱离，人员却与“官本位”挂钩，科研项目的立项与官员鼓捣“形象工程”的立项没什么区别。科技的自主创新，本来应该是以企业为主体，“学研产”相结合，但我们偏偏是统统脱离的。徐冠华说到，“我国现在企业的研发投入只占营业额的0.5%左右，大企业只占0.7%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4%、5%，甚至10%的高水准，我们有99%的企业没有申请过专利，我们有自己专利的企业不到万分之三。”企业正嗷嗷待哺，而与“官本位”挂钩的科研人员、科研经费，却在爽爽挥霍。

　　制度是“软实力”，制度永远比制度外的一切重要。中国参与世界科技的竞争，如果仅仅只有经费的“较快增长”，那是远远不够的；研发经费超过日本，到时候“成果”恐怕不及日本的一个零头，信不信？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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