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电子眼企业化与设租寻租

　　

新浪专栏作者徐迅雷。(新浪财经资料图片)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财经新闻图片

　　徐迅雷，生于1966年，大学毕业留校6年，后到政协又6年，再后来下派到一个江南小镇做镇委书记，最后弃政从文——因为感到还不干自己感兴趣的事，这辈子要废了。现为杭州《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2001年开始集中精力写作，已刊发杂文时评随笔书评逾千篇，其中逾百篇被各种选本选载。《杂文报》“名家新作”栏目、《杂文选刊》“当代杂文30家”栏目先后有介绍。

　　12月4日-12月10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徐迅雷。----编者按

电子眼企业化与设租寻租     12月5日  星期二

　　文/徐迅雷

　　9辆车在同一秒钟同一地点被拍到违章，大部分电子眼未经检测和年审长期违规“服役”、“带病”执法；一些公路每隔三五百米就安装一台电子眼，这些“电子警察”拍摄隐蔽，许多路段限速过低成为“罚款陷阱”，有些电子眼已演变成“创收工具”；广东交管部门被投诉的案件中，有70%有关电子眼……(据12月3日新华社)

　　公路电子眼，为何“病”得不轻？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人病得不轻”。这种事情被曝光的已经不少了，去年就有著名的“杜宝良事件”：安徽来京务工人员杜宝良在北京同一地点违反禁行规定105次，均让隐蔽的摄像头拍摄下来，被告知须交罚款上万元。

　　所谓“交通管理”，本来是政府职能部门向公众提供的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的产生，来源于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款；但权力中人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将其“延伸”了出去，设置种种“罚款陷阱”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于是，“罚款增收”成了目的，“交通管理”却成了一种增收的手段，所谓“治理交通环境”就成了一个幌子、一句空话。

　　从经济学角度解释，这正是一种“设租”与“寻租”行为。所谓“租”，本义是指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这种剩余的产生，是非生产性的，只是一种财富从甲转到乙那里；所以“寻租”的含义亦即追求这种剩余的过程。公务人员通过权力“寻租”，就是腐败或亚腐败。

　　用隐蔽的电子眼等等手段来进行“执罚”、“滥罚”，似乎并不是典型意义的“腐败经济学”，而更准确地说是“亚腐败经济学”。“合法的罚款”与“滥用的罚款”，其根本区别就在：前者是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后者是为部门私利而进行的。这种为“部门私利”而进行的“滥罚”，就是很典型的“亚腐败寻租”。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就曾坦承：“滥罚现象也确实是存在的，这个不能推卸责任”(见9月7日《南方周末》)。

　　不仅是交管部门，城管执法等其他部门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譬如武汉汉口汉正街城管执法中队明目张胆“以罚代管”，就曾被曝光——收了500元“罚款”后，执法人员就向经营商户承诺：“将来有大的检查会提前通知你。”(11月23日《新华网》)

　　公共场所的电子眼已经用得越来越普遍，北京主要路段监控已实现了“无缝覆盖”，交管部门利用电子眼进行的非现场执法，已经占到处罚交通违法行为的60%。除了交通电子眼，还有治安电子眼等等，今天在一个城市里，进出办公大楼、住宅小区，往往都有不少电子眼“扫描”过你。在公共场所设置电子眼进行监控，用技术代替人力，这本身没有错，譬如在新加坡，24小时值勤的“电子警察”遍布大街小巷、十字路口和主要公路干线，只要电子眼记录下了违法车辆和司机，执法起来可谓六亲不认，罚你没商量。问题在于：人家是完全是“按法执法”，是一种“严治”，更是一种“善治”；而我们的一些执法部门，却将其弄成了“权力寻租”的“最有效”工具，这哪里是什么“善治”、“仁政”？

　　一个城市，动不动禁止这禁止那，譬如我行我素坚决把电动车给禁了，你一旦“违禁”，就一概予以罚款，这当然就会被人称为“只禁城”；如果到处是“罚款陷阱”，把种种设备变成“创收工具”，那么也就大抵就是“只罚城”了。

　　瞄着“罚”字的电子眼进行“准企业化运作”，正是“权力寻租”的一种新动向，而且“投入产出”比非常可观。表面上，来源于电子眼的罚款大都上交了地方财政，但地方财政会将罚款按比例返还给交管部门，“多罚、多缴、多返还”已经成规则，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是“你罚到多少，我给你多少”。这样的规则极大地激发了“执罚”积极性，每一套电子眼设备的投入，都算计者让它效益最大化、产出最大量的罚单来。报道说，今年6月出现在广东一高速公路的9张罚单，是电子眼在同一秒钟、同一地点拍到9辆车违章，“权力寻租”看着这样的情形，心里能不乐开花吗？

　　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就看到了把公安局当作企业的可怕，他说：“我曾在全国搞过一个调查，在东部、南部养一个警察每年需要10万元人民币，中部地区大概要3万到4万，西部养一个警察要1.5万。但在西部某些不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每到年底就会和公安局、交警算账，把警察罚款所得计入当年的地方总产值，然后再把这些钱当作办公经费拨回去。这等于是把公安局当作税务局和企业了，把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算作政绩。这样的行为是非常可怕的。”(据9月7日《南方周末》)

　　把警察“罚款所得”计入“产值”，可见政府本身就愿意将公权力部门视作企业，进行企业化或准企业化运作。延伸下去，不仅种种“罚款”可以“企业化运作”，各种“收费”同样也能够“企业化运作”。去年，昆明市内道路临时停车收费，就被一家名叫“驿通”的公司“通吃”，这个对停车收费进行垄断独霸的公司，是由昆明市公安局

机动车驾驶员考试中心、市道路安全协会两个法人股东出资成立，还美其名曰“属国有性质”(2005年9月23日新华社)。可见公权力进行寻租时，其能耐是如何之大；如此开创“亚腐败经济学”，真是“至功居伟”。

　　这些问题要想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无他，只有彻底改革我们的治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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