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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上海之惑:秩序与冒险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04日 12:14  《财经文摘》

  如果说曾经位列福布斯富豪榜第11位的周正毅事件还不能引起轰动的话,那么曾经位列福布斯富豪榜第16位的张荣坤却已经足以让整个上海感到震颤,在其前后,已经有多位高官和企业老总因涉案被要求接受调查或者逮捕。

  上海,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最为规范、最有效率、最讲诚信的商业大都市,竟然出现了如此严重的官商勾结腐败重案,着实让人迷茫、令人费解!

  此次上海社保门案件,牵涉官员之多,层次之高,恐怕算是新中国第一大案。

  正面:上海最规范

  上海,一度成为一些人在一些场合诟病的城市,比如说上海人斤斤计较,说上海人民风势力,说上海人文化小器,诸如此类,但是,自古以来,上海商人比较遵守商德、法规,大概也是众所承认的事情。

  上海人做生意“斤斤计较”或许不假,但是,其履约的诚信却也非上海以外的人能及。有一位人士曾经讲过他的亲身经历,他说和上海人谈判作生意,谈合作,非常困难,一分一厘都考虑得很细。不过,一旦和他们达成协议,很少有中途毁约之事,而且合作相当到位。

  另外,上海人做事几乎和违法从不沾边。改革开放初期,不违法难赚大钱是不少人做生意的诀窍,造假卖假、偷漏税款等时有发生,但上海人照样遵纪守法,按规矩办事,“打擦边球”几乎和上海人无缘。

  曾经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排名第二的许荣茂的儿子就谈到过,在他投资的公司里,上海的公司是最规范的。

  应该说,上海人有这样的传统,离不开历史的文化传承。

  从1842年英国人殖民入侵被迫开埠以后,上海先后经历几次大的移民潮,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江浙一带的富商豪贾不断涌入,商业环境陌生,商业竞争全不讲究人情事故,异常激烈。

  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国际化都市,中国的近代商业精英纷纷云集上海,上海成为商家必争之地,得上海者得天下。而就在这样残酷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一种接近国际化市场规范的比较成熟的商业文化得以建立,商业经营的思想得以完善,商业规则的默契也得以达成。

  而上海人的这种观念,同样使得今天的上海市成为极具理性的城市。遵法守纪,遵守秩序成为上海市民社会的基本观念。因此,有人说,上海是中国法制观念最强的城市应该一点不为过。

  在邓小平决定要实施开发浦东、发展上海的期间,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上海民心比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因此,他断定,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

  这是中国高层领导人对上海非常中肯的评价。而今天上海的发展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据相关资料显示,2003年,上海跨国公司区域总部数量超越北京,达到41家。2004年则超过86家。

  位居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纷纷将总部迁入上海,也是对于上海商业环境的一种肯定。

  反面:可悲的黑色幽默

  但是,我们越是看到具有鲜明上海标志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以及交往准则等带来的成功,我们也更不理解面前发生的恶性事件。

  在这里,秩序与规范,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两面,一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上的成功,一方面也带来了巨大的投机与冒险,官商勾结下的恶性腐败,新型“红顶商人”的大胆妄为。

  这是一种可悲的“黑色幽默”。

  上海,一度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在1949年前,上海就因各色人种云集而被西方冒险家称作“东方巴黎”。

  在开埠后的上海,到处都是草根成就商业巨头的例子。许多人来到上海“掘金”,他们从各个地方来到上海白手起家,一些人很快成为知名富商。摆摊头卖陈皮梅和香港牛肉的冼冠生创办了声名显赫的冠生园;16岁闯上海的黄楚九30年后,成为上海新药业大王,旗下拥有21个医药企业;朱葆三小学徒出身,50年后成为银行业巨头……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还逐步形成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流氓大亨集团,这个集团依靠青帮体系,上可改变当局的决策,下可决定普通百姓的生死。可算是空前绝后。

  而依赖官方支持发展自己的商业,自古以来就是一些商人崛起的真谛。清代晚期的红顶商人盛宣怀、胡雪岩也莫不以上海为事业发展的主要基地。胡雪岩依赖左宗棠,盛宣怀依赖李鸿章,是他们成就巅峰事业的重要基础。

  其实,文化往往具有两面性。在历史沉淀了商业发展中的积极因素的同时,所谓的“冒险精神”也随之流传了下来。而积极的一面在客观上恰恰成为消极的一面的土壤和铺垫。

  腐败共同体的反思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更像是美国。一个依靠移民发展起来的都市,迅速汇聚了来自国内的各行业的精英,其中也包括部分英法等国家的殖民移民。这些人裹挟着不同的思想、文化,夹带着大量的物质财富,在这里,发生激烈的冲突、碰撞,最后融合,形成上海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产生了自由、平等的商业竞争精神,培育了秩序、开放的市民阶层,而这也给具有冒险精神的冒险者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宽阔的平台。

  但是所谓的冒险走向两极。向左走的,成为商业社会的巨子和楷模,向右走的,则成为社会秩序的最大破坏者。

  这种历史的积淀在上个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又迅速地复活过来。新的移民再次发生,来自西方的,来自港澳台的,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他们和原来的上海文化,很快结合,发酵,并演绎着成功与失败的交响。

  但是危险也同时在这里开始萌动。

  “不法奸商+神秘的关系资源+难以撼动的权力背景”组成的“腐败利益集团”或“腐败共同体”,利用政府资本制造出来的诸多个亿万富翁,正是这种危险的表现。

  上海社保门案件所牵扯出来的问题虽然不是为上海所独有,但是发生在上海,却尤其引人注目。

  上海尚实力不尚空谈,所以上海人特别讲究规范。但是恰恰是在讲究规范的上海出现了这样的惊天大案。

  为什么?怎么办?

  在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号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因此,谁敢为天下先,谁就能富裕起来。但是,在推崇和谐社会、平衡发展的今天,原有的规则必将失灵,发展的规则不再是敢为天下先,而是谁规范谁发展了。

  上海社保门案反映的不仅仅是国家政策转型期的产物,也不仅仅是国家监督体制、法律执行力度缺失的结果,而且在一定层面反映了上海商业都市发展轨迹的一种极大扭曲。

  印度总理辛格说过,孟买在数年时间内将出现惊天动地的大变化,应当会使人忘记上海,转而只谈孟买。

  上海会在将来某一天被忘记吗?

  多谈些规范与秩序,少做些冒险与扭曲!

  本刊记者/张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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