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小事会被搞大

　　本报首席评论员 孟雷

　　继北京的“捕狗”行动之后，眼看着又一件“小”事被搞大。

　　11月15日，广州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在媒体上发布公告，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包括从化市和增城市)上路行驶。因为他们认为，电动自行车是造成城市交通拥堵的原因。这几天，交警已开始路面执法，对所谓“非法”上路行驶的电动自行车主，施以罚款、没收车辆直至行政拘留等严厉的处罚手段。

　　“捕狗”的成效如何我不清楚，只知道这些天的紧张气氛过去以后，在家里很躲了一阵子的狗们，又开始裹着毛衣跟着老头老太太遛弯晒太阳了。而在这期间，这个有争议的行政行为，已经引发了一些所谓的“群体性事件”。

　　广州的“抓车”成效如何现在也并不清楚，只知道一万多广州市民开始联名“上访”。包括骑电动自行车的市民和110家生产商、配套商、销售商、售后服务商，签了字、登记了身份证的有一万多人，他们推举的代表来了北京。

　　四个上访代表中，一个是广东省自行车行业协会的秘书长，另三个是广州三家生产或配套厂商的老板。他们作为代表来上访，毋庸讳言首先是这个行业中的商人们的利益遭到了极大打击的缘故。禁令的下达，使他们突然将面临订单取消、工厂停产、上下游行业催款和退货的严峻状况，这对这些商人的生意是具有毁灭性的。另外还有来自消费者的压力，仅在广州一市，就有30万人骑着他们生产、卖出的电动自行车。在你这里买的车，突然就不准骑上路了，财产损失谁来负责？这个说法商人们是给不出的，于是只能一起去上面讨说法。所以在对待禁行令的问题上，行会、商人与消费者的利益有着相当的一致性，由行会和商人们自愿做公众代表是说得过去的。

　　就这样，又一件小事被搞大。说它“小”，是因为：其一，与“抓狗”一样，政府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就是利益的损失方，看起来他们受到的纯粹财产损失并不大，普通老百姓家养只小狗也就值几十、几百块钱，一辆电动自行车差不多也就两千块；其二，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以宽容为美德，以沟通、协商、谅解、妥协为治道，解决类似狗、车的问题，本来应该还有不太生硬、更易被社会和相关公众理解和接受的方法，不至于“闹大”，起码可以做到不会因之产生所谓的“群体事件”。

　　而说它们“大”，是因为：其一，虽然看似个体财产损失不算大，但涉及的社会群体面积甚广，是使整个群体产生利益损失；其二，再小的损失也是损失，抓狗抓车与扒房牵牛也没有什么根本性质的不同，公众既有利益的出让，本应该建立在权利对等、充分协商的基础之上；其三，这些“小”事恰恰涉及的都是基础的民生问题；其四，“小”事情所体现的公共管理方式，反映着政府强制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

　　狗的事情不必说了，多数反对者是觉得情感上接受不了，虽然也是民生问题，但计较的大多不是财产损失。而电动自行车则不同，那是真正涉及了多少人的生计。商人们的生意和财产损失先放下，这几十万的骑车人大约是个什么情况呢？应用者以收入水平较低的中老年市民和女工为主，出个门、上个班不容易，所谓“汽车买不起，

出租车太贵、公交车太挤、自行车太累、拿腿走太远”，所以选择电力人力相结合的电动自行车。再有就是送外卖、快递的工人，

摩托车在中心城区早已禁行，骑电动自行车来回，挣个辛苦钱。这几十万人的生活工作空间和生计，已经与电动自行车高度相关，这难道不是踏踏实实的民生问题吗？何况这车是花了两千块买来的，是政府一直允许销售的合法商品。

　　城市交通拥堵是实情。实际上，争执是汽车的保有量大增而使道路负载过重造成拥堵，还是电动自行车造成拥堵并无多大意义，反正路就堵在那儿。但从另一个角度想一想，不正是因为公共交通的现状不能满足社会要求，才使几十万人选择了轻便的电动自行车吗？设若真如有关部门所愿，这几十万人放弃了骑车，公共交通就能因此好起来？换句话说，因为挤不上公交故而我骑车，所以我不骑车了公交状况就变好了。因为所以之间，这个逻辑恐怕并不顺畅。

　　路是“公共品”，路是大家的路，堵是一起堵的，不存在说是一部分人堵了另一部分人的路的道理。现在说人多路挤，大家都不好走，那么找个办法让大家都相对好走一些，这当然完全可以。所有的交通规则、道路设置都是这么来的，比如各行各道、红灯停绿灯行、

高速公路不该走拖拉机等等。这样都方便快捷些，所以大家都赞成。但是请注意，这样的制度安排是基于公共品属性的“均利”安排，并不是优先权和排他权的安排。

　　市场经济是什么？市场经济就是“合适”经济。交易自由，觉得合适我才买才卖。拿路作比方，如果觉得路太堵了，于是又修了一条路，但是言明这条路走得快但上路要交钱，有急事或愿花钱的可能就交钱走新路，不急的或不想花钱、没钱的就愿意仍在原路上走，虽然这样，他也比原来走得快，就都合适了。但另一种情况则不一样，只有一条路，好车、破车、走路的都只有这一条路可走，这时候如果说“因为咱们路太堵了，所以你们破车和走路的都不能上路了”，这样就肯定要出问题，因为你让他无路可走了。

　　这就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符合“公共品”分配的“均利”原则。于是，他只有第一抗议、第二违规。广州据说不是已经有了吗，把个电池自己背到后背上，电线搞个插头联在车上，被拦下就说我这是人载动力，不能算车载动力。事情搞到这样是很可叹的。

　　俗话说，“万事都有个商量”；学理说，“法理不外乎世情”。广州市公安局发布的这一纸公告，严格意义上讲，法律效力的高下是可以商榷的。更须留意的是，搞这么一个事情，涉及百余企业的生存、众多商人的生意、几十万市民生活和生计，事先有没有经过充分的“商量”？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正式一些的听证？对这样的问题，不商量不好，不充分商量也不好，尤其以不认为自己应该与公众(包括意见的对立者)充分商量为最不好。

　　另一方面，对一个已经缤纷多元的社会来讲，单纯依靠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是不是还能解决根本问题？我们可推而广之，比如有人说，外地人犯罪率高，把外地人全赶走，本地发案率自然就能降下来，是不是就要把外地人全赶走？狗带来很多问题，把狗都打了当然一了百了，是不是就要把狗真的都打光？同样的逻辑，社会成员中官员的贪腐率最高，难不成就该取消所有的行政机构和官员吗？这个逻辑的悖谬，在电动自行车身上一样可见。

　　而有个道理我们都应尽早明白：搞市场经济，对待合法的商业行为，必须要以放开为原则，以管制为例外；搞和谐社会，对待既有的公民权利，必须要以保护为原则，以限制为例外。而且，例外不是随便就可开的，起码要建立一个社会各阶层都能接受的程序，否则像这样的“小”事情就会在不经意中搞大，而通往民主和法治的道路也无法真正的畅通宽阔起来。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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