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用外汇储备投资是一个技术错误

　　本报记者 谷重庆

　　专访斯坦福大学罗纳德·麦金农教授

　　截至11月29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跌破了7.84，而此前的一个月之中，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已经相继突破了7.88、7.87、7.86、7.85和7.84五个关口，这也意味着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经超过了3.34%。

　　但在名义汇率的表面数据之外，人民币的真实有效汇率则是不升反降。因为美元最近不断下跌，其他国际主要货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大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所以从人民币对贸易加权的一篮子货币上看，真实汇率是贬值的。

　　在过去的半年中，舒默参议员撤销了自己的“汇率报复案”；曾经70多次访华的高盛集团原董事长保尔森就任了美国新一任的财政部长，对华经济交往的权力似乎也很快转移到了这位“中国通”手中，中美随即建立了高层的对话机制；对于外汇储备来说，万亿美元已经无法给人任何的惊奇，因为一切都是顺理成章；而贸易顺差在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党的上台增添了中国人对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上升的担忧，但保尔森上台后中美经贸关系至少在表面取得了缓和的迹象，保尔森更多的是呼吁人民币汇率采取灵活的机制，而非简单的批评。

　　半年前，正当舒默等人因为汇率问题而在中国名声大噪时，本报专访了美国斯坦福大学重量级的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an McKinnon)教授，他的言论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家的一系列观点，当然，有人喜欢，有人不认同，即使从学理上也是如此。12月中旬，包括财政部长保尔森、

　　为此，我们借麦金农教授来华参加瑞信公司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投资研讨会之际对其进行了再次采访。

　　人民币可以适度升值

　　《21世纪》：麦金农教授，很高兴事隔半年再一次见到您。距离上次专访半年过去了(详见本报2006年5月15日33版《中国应降低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论似乎已经慢慢的淡化了，舒默参议员的提案已经终止了，而人民币早已实现了破8(即升值到1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以下)，那么您从总体上如何评价这半年人民币汇率问题呢？

　　麦金农：如果美国保持低水平的通货膨胀，利率适度，中国就不能进行人民币升值。从2005年的7月到2006年8月之间中国的人民币对美元稍微有一定程度的升值这是可以的，因为在这期间美国的通货膨胀也是上涨的，保持在4%以上。现在看起来美国的通货膨胀好像正在减慢，所以中国人民币升值程度也应该相应的减慢。我是用一个货币政策的观点来看汇率，把名义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延伸，因为中国现在需要平稳它的价格水平，所以需要把汇率作为工具来平稳价格。

　　《21世纪》：今年9月，原高盛集团董事长保尔森就任美国新任财政部长，对华经济关系的权力似乎随之也交与了他。此后，保尔森访华，并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在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建立了高层对话机制，而且下个月中美双方就要在北京举行一次高级别的对话。美国政府似乎也不再对人民币汇率施加更多的压力，而是转为与中国政府进一步沟通，您对此怎么看呢？您觉得这是一种战略性的转变，还是仅仅是一种策略性的？

　　麦金农：中国和美国应该建立一种合作关系，美国认识到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重要性，所以应该共同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保尔森可能认为人民币还是应该升值，这是他在担任高盛董事长的时候所持有的观点，但是他就任美国财长后并没有在这个观点上特别的暴露自己。

　　这是不是一种战术上的考虑我不太敢肯定，但是至少从近一两个月的情况来看，美国政府对中国这方面的压力，表象上是在减小。

　　2005年7月21日中国政府开始对人民币进行一定程度的升值之后，好像在美国的保护主义分子那边造成了一种混乱或者说迷惑不清的印象，所以舒默参议员撤销了那个议案，这也是受到了保尔森的影响，但是舒默也说，如果中国政府明年不继续升值的话，他还可能采取别的行动。

　　中国的汇率制度表现不错

　　《21世纪》：在今年6月，我们访问了《金融时报》的副主编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先生，其中也谈及了汇率，并引用了一些您的观点，沃尔夫先生和您的主张似乎有所不同，其中一点是他认为按照您的主张，“中国不要有货币政策，不需要通过货币政策来稳定中国的经济，在固定汇率的模式下，只能调整国内物价水平而不是汇率”，所以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的货币决策会很看重美联储的动作。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些说法呢？

　　麦金农：中国的固定汇率在1994之后的十年里，对中国的价格水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稳定汇率不同货币的政策，比如货币供应量增长，M1、M2，中国整个货币的供应量是在不断的增加，M1达到了16%，有的年份达到了18%、19%。在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转型经济中，没有人知道能平稳价格的合适的货币供应增长量是多少。中国需要用汇率来平稳价格水平，而且做得很好，同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很高，并保持相应的利率。汇率的这种作用对中国来说非常有价值。

　　现在中国跟东亚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非常紧密，在这种贸易过程中稳定的汇率制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怎么才能达到稳定的汇率制度呢？就是亚洲的货币都跟美元挂钩，而且互相挂钩。

　　从货币政策上来看，中国的做法并非与众不同，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尤其是那些小国家，它们都把本国的货币跟美元挂钩。但问题是随着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这样的政策就不能显示出它的好处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国的人民币大概进行了3.5%的升值，这段时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也上升到了4%以上，所以这是互相合适的。但随着美国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也许人民币汇率应该回到固定的7.9比1，或者别的什么。这个政策从货币政策的角度、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讲是对的，但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又不太好。

　　在二战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只有美国是一个开放的资本市场，而且价格水平是比较稳定的，所以人们就选择了美元作为一个对比货币。美元被选作对比货币后，随着国际交易量的增加，美元的价值也增长了，因为它被作为国际支付的手段，一种外贸支付的手段等等。现在很难脱离美元体系。

　　每个国家都应该有他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上并不一定正确，因为这在许多快速转型国家里是非常难实施的，比如说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稳定在360日元对1美元的汇率，这使日本当时的市场批发价格维持的很好。

　　《21世纪》：但现在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汇率政策所“劫持”，为了维持汇率，大量的外汇占款导致国内的流动性过剩，您对此怎么看呢？

　　麦金农：中国其实还是表现的非常好，因为它的通货膨胀率较低，经济不断增长，如果说中国的货币政策被汇率政策所“劫持”的话，好像结果也不错。

　　《21世纪》：流动性的问题目前已经使得中国两次升息，三次提高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而且央行也发行了很多票据来冲销流动性，但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还是较高，今年上半年达到了30%左右。而且目前中国的贸易顺差很高，一些人认为这也与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相关。

　　麦金农：如果汇率是固定的话，你必须提高国内利率来控制投资的增加，但这样热钱会进来，在执行独立的利率政策上就没有太大的空间。

　　关于固定投资我们要具体来看这个问题，因为许多地方政府希望银行给一些企业贷款，实际上收益率非常低。这么做主要出于政治目的，即使有比较高的利率也不能阻止当地政府进行过度的投资。我认为中美之间，中国保持顺差、美国逆差，中国的美元资产不断增加，这跟汇率制度好像没有关系，不是固定利率导致的。我并不认为这种现象是好事，中国的顺差实际上是给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个融资，但也不坏，世界经济在过去三年表现非常好，所以这种状况看上去也可以。

　　我告诉你一个插曲，1998年我曾经来中国做学术讲座。当时朱镕基(时任中国政府国务院总理——编者注)在讲台上，我坐在下面，朱镕基选一个听众提问，可能因为我长着大胡子，像孔子的形象，所以这个问题就问我了。他问我说：教授，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当时已经达到1500亿美元，是不是太多了？您认为中国最佳的外汇储备应该是多少？我说，中国外汇储备的量确实已经多于它要应付偶然事件发生的需要了，而且这个也是有控制的汇率导致的一个结果。我认为外汇储备数量的多少实际上没有一定的说法，因为它是一个固定汇率制度下必然导致的结果。所以现在大家已经看到，外汇储备量已经大大上升，到1万亿美元了。

　　有些经济学家持一种最优化的理论，就是认为多少外汇储备是最适合某一个国家的，但是实际上现在许多国家都跟美国保持一个顺差的地位，因为他们都在力图阻止本国的货币升值，这样的结果就是外汇的不断增加。

　　《21世纪》：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谈论应该如何用这笔巨额的外汇来为中国人民创造财富，有一些主张投入到医疗、公共卫生、教育等领域中去，这样既不会产生投资过热，也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做好准备，您对此认同吗？

　　麦金农：不认同。这样的观点比较可笑，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税收来投资医疗和教育，而不是用外汇储备。在外汇市场上，央行为了阻止人民币的升值，卖出人民币买进美元。如果政府要把这笔富余的外汇储备用来投资于公共医疗卫生等项目的话，那么首先第一步就要把这些美元换成人民币，向市场投放一笔美元，这正好跟以前购进美元相反，所以就变成一个循环了。这是一个技术错误。

　　中国仍需要降低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21世纪》：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很多经济学家的称赞，但最近瑞银集团亚太区的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并非“奇迹”，而是遵循了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过去的发展模式，有着很大雷同性，您怎么看呢？

　　麦金农：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认为中国就是一个高储蓄、高投资的国家，也可以投资于教育。它有稳定的货币体系，它有了这样的汇率体制使它价格比较稳定，经济也是非常走好的。确实是这样，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是一个固定的汇率体制，也是一个高储蓄、高投资的国家，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后日本被迫进行货币升值之后，日本的经济就不行了。

　　《21世纪》：明年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也十分关注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研究，希望可以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那么您对那场十年前的危机如何看待呢？

　　麦金农：金融危机主要是从马来西亚、印尼、韩国、泰国和菲律宾这五个国家的金融危机引起的，因为这五个国家在1990年到1997年之间从国际金融市场上借了大量的钱，经常项目是赤字。中国的情况和当时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这些国家除了外汇危机，还存在银行危机，因为银行借的都是美元，贷的是当地的货币，当地货币贬值后，本币资产缩水，不能偿还美元借款。但是中国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是顺差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所以我觉得中国从中没有太多可学的。

　　《21世纪》：最近，您的观点通过媒体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很多中国人认为您作为一个重量级的经济学家，没有完全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上说话而对您颇有好感，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自身的这种角色的呢？

　　麦金农：首先我是加拿大人，但是我从1961年就到了美国，一直居住在美国，我有很多美国的好朋友，也有些在政府工作，但是我还是有自己独立的观点。我说的独立观点一个是不受政治观点的影响，不受政治观点的干涉。第二是不受主流经济观点的直接影响。

　　许多有名的经济学家，例如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伯格斯登等，他们都认为中国需要升值人民币来减少贸易顺差，减少外汇储备，实际上我认为即使升值，也只是名义上的汇率，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可能带来中国的滞胀，但顺差仍然会存在，这种重商主义的后面是一个错误的经济分析模型，但是他们似乎对这个模型都表示一致的意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经济学家都相信菲利普斯曲线。根据这个曲线，失业与通货膨胀存在一种交替关系，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所以政府如果遇到通货膨胀比较高的时候，它可以选择比较低的失业率。

　　我们应该感谢弗里德曼，他在1967年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这种理论是错误的，实际上失业率只会上升，因为工人们会调整工资要求来适应这个通货膨胀。在1960年代美国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时美国的汇率相对固定，但是价格指数上涨了3%左右，而且美国正好遇到了越南战争，所以美国政府进行了一场尴尬的争论，是否控制通货膨胀或美元贬值来保持其竞争力。有的经济学家就说不能进行通货紧缩，不然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根据这种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当时没有对通货膨胀率做调整，而强迫别的国家对他们的本币进行升值，结果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失业率也急剧上升，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

　　《21世纪》：您在上次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应该降低人们对于人民币升值的一种预期，那您现在还坚持这样的观点吗？

　　麦金农：是的，也是这种观点，我认为在这种美国重商主义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采取一些单边的行为好像是挺困难的，就像当年的日本一样。但是我们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首先要教育美国持这种观点的人，告诉他们真实的模型，告诉他们所持有的所谓的统一的意见就跟当年菲利普斯曲线一样，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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