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啸鸣：文凭贬值 学校应实施招回和回购制度

　　文/邹啸鸣

　　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大学学费到底属于消费还是投资？其实该问题隐含的问题是：我国的大学学费为什么如此昂贵？因此，与此相关的解答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判断；甚至也不仅仅是呼吁减低学费。我更相信制度对机会主义者的约束作用。

　　读大学是消费行为吗？按照消费者行为理论，进行消费要达到效用最大化为目的。而“效用”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概念。花了几万元读完大学以后，是否“值得”只有自己知道。这很容易隐藏提供该项“消费”的主体——大学——的责任。相反，更容易强调消费者自身的“收入约束”问题——消费不起是“消费者”的错。

　　消费品可以被区分为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的决策更多的与投资的决策类似。既受到信贷的可获得性、利率水平和未来的收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非常有钱的家庭当然可以花钱、花时间，买个文凭炫耀一下，高兴就可以了。但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目前的学费水平将占用家庭积蓄的绝大部分，甚至背负沉重的负债才能完成的决策，将之称为“消费”，显然太奢华，太离谱了点。

　　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在答记者问时，也偏向认为“是”。这个回答暗含着一个推论：即使学费昂贵，学生也是自愿成交的。所以，值得追问的是：文凭贬值是不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很多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水平跟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扯平，为此，大学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我个人的建议是：实施文凭的“招回制度”可以有效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完整性。招回制度目前广泛被使用在汽车、食品等人命关天的领域。之所以值得被引入到教育领域，是因为目前的大学生(包括硕士、博士)自杀问题已经开始凸显，自杀也许各有自己的特殊原因，对学费高昂的无奈与绝望，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由于信息不对称，即使将大学学习当作“消费”，这也是一种特殊消费——购买以前不知道其质量是否值得花那么高的学费。缴纳学费的主体往往是学生的家长，大部分家长对文凭的崇拜，来自计划经济时代文凭高度短缺导致的高额回报。随着扩招的加速，这种短缺已经得到有效缓解，甚至达到泛滥的程度。哪些大学的专业文凭已经“不值钱”，家长不清楚，家长甚至没有相应的知识结构来判断这个问题。只有学校和主管部门自己清楚。他们可以利用这种信息的不对称状态来获取自己的机会主义报酬。

　　而实施文凭的“招回制度”可以有效约束这些机会主义行为。如果文凭贬值厉害，毕业学生的怨言太重，政府就强迫他们“招回”那些贬值的文凭，至少要让学生回到学校免费学习最新的知识，以提高文凭的含金量。

　　读大学的学生是投资者吗？按照经典理论，读大学的确属于人力资本投资。为此，政府划拨教育经费、学校从银行获得贷款、学生缴纳学费都属于各自的投资。只要属于投资，就可以按照收益和风险对称的框架来分析这个问题。

　　投资就是为了获取回报。问题是谁投资，谁获得回报。

　　政府对大学投入的经费，获取的是“社会效益”最大化。大学的员工通过工资收入成为受益者、学生可以通过减少学费支出成为受益者。最终，整个社会将因新知识得到有效传播而提升公民的素质，提升竞争的效率和提升社会的有序性。当然，读了大学的人不但获得了“社会效益”，其文凭还成为了自身的人力资本的信号。

　　大学进行用负债的方式进行投资，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象原先的国有企业那样，责、权、利以及风险不能内敛到决策者自己的身上，那么未来产生严重的资不抵债局面就不是臆测。实际上，偿还沉重债务的压力已经开始在很多大学呈现。

　　对于学生而言，学费等开支的确属于正宗的人力资本投资。从投资角度讲，学生自己应该承担相应的投资失效的风险。在学费贷款广泛推行条件下，学生对学习的投资的实现，实际上借助了“未来”的产出能力来对现在的学费进行。而未来的产出能力，首先表现在大学生的就业率上，其次表现在就业的工资水平上。

　　由于大学生的就业率可以被造假，因此，大学生的这种“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就有可能被欺骗。其次，决定就业率的因素，除了大学生自身的素质和文凭的价值以外，“关系网”的意义也绝不可小觑。这对来自农村的穷学生而言，缺的不仅仅是钱，也是这种关系网对自己就业机会的挤占。这种巨额投资所带来的微弱回报就显得不值得。而这一切，都只有在学费缴完毕业以后，大学生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的时候，才被发觉。

　　只有在这个时候，大学生才发现：所有的“投资”风险都必须自己扛。因此，有的大学生只好开始拖欠学费、拖欠贷款的偿还。心理承受能力低的学生就容易采取偏激的方式处理这种自己无力承担的风险，比如自杀。大学却并不承担任何责任，甚至还对就业率造假。由于大学的投资主要是地方政府，因此这种造假还不容易被地方政府所揭露。

　　实际上，投资风险必须分担。而投资的风险主要集中在“文凭的价值”上。大学基本认定本大学的文凭“值”如此高的学费。因此将文凭颁发给学生就显得心安理得。而找不到工作的学生的判断则刚好相反。因此，到底是不是值得的判断标准，我认为是文凭是否可以被大学所“回购”。当然，这种思维是“债券回购”思想的衍生。A将债券出售给B，同时承诺未来一个确定的日期将债券买回来。因此B并不用承担债券本身贬值的危险。

　　现在文凭是否贬值，的确不好确认；大学生花费高昂的学费获得这个“信号”是否值得，也的确不好判断。但是，如果实施大学将文凭“回购”的制度，却可以迅速导致大学对就业率造假行为，变得毫无意义，相反，大学还将全力以赴，真诚地提升大学的就业率，这就要求大学所传授的知识，的确是市场所短缺的“最先进”的知识。

　　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私立大学的确没有采用这两项制度来提升自己的声誉，这是因为其毕业生的就业率很高，这种成就所依赖的是所传授的知识的确属于“最先进”的知识，符合市场的需求。他们不是简单地把教育销售给学生，而是看准应该往哪个学生身上投资。只要找对了人，对之提供一流的教育，这个人日后就会成功，成功后就会像孝敬父母一样孝敬学校，大笔捐款。这些大学拼的，是哪一家拿的捐款(即捐助基金)多。所以，优秀的穷孩子谁也不敢丢，而要花大钱去请。出一个比尔•盖茨，资助几百几千贫困生的钱就回来了。同时，教育质量要过硬，保证把好材料塑造成一流的“产品”。所以学校之间对学生的竞争性很强，无须靠这种外在制度来约束学校的机会主义。

　　从表面上看，西方国家的食品招回是企业的自愿行动。实质是在政府职能部门监管下实施的强制行为。债券回购也显示了债券本身的价值。如果能在大学文凭颁发过程中，实施这两项制度，肯定将提升大学文凭的价值，提升大学的声誉，从实质上提升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率。这是其社会价值所在。

　　当然，实施这项制度，也会弱化大学生寻找工作的努力程度，如何更有效地既调动学校的努力程度，又调动学生自身的努力程度，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本文能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我就很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