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资源与高储蓄率 中国贸易顺差的真正根源

　　杨加荣

　　贸易顺差增加的本质是，我国额外、更多地输出了土地和劳动力，或者说，我们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主要向世界配置了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

　　贸易顺差增加引发的国际收支失衡，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难题。但是，对于贸易顺差的真正原因何在，却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人民币估值太低是主要原因，于是，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借以解决顺差问题。然而，考察日本等亚洲先进国家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本币升值并不能解决顺差问题。这些国家的高顺差似乎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之，币值低不过是顺差的其中之表因，应当不是主要原因。

　　低廉土地和劳动力

　　助推加工贸易出口

　　在笔者看来，真正的主因，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资源禀赋的问题。在币值调整没有抵消其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前，顺差很难消减。况且，因为购买双方的长期合作关系等更加复杂的因素，使得顺差甚至存在一定的刚性。

　　就资源禀赋而言，我们可以把世界各国简单划分成两大阵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依据经济增长理论，发达国家的资源禀赋是技术和资本；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是土地和劳动力。

　　所谓贸易顺差，表面看来是双方产品的相互供给与需求问题，实质上则是双方的资源(要素)禀赋问题。要素禀赋越悬殊，发达国家越是需要从发展中国家配置土地和劳动力，越不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和技术；或者发展中国家还没有产生足够的资本、技术需求，则发达国家的逆差就越大，相应发展中国家的顺差就越高。

　　以中国为例，综合而言，我国的土地+劳动力+

汇率，在当前的国际社会可能是最低的，否则就成不了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土地价格低不仅表现为绝对价格很低，同时表现为污染成本低；劳动力价格低，则源自人口的过剩。综合低汇率水平，中国形成了过低的“土地+劳动力+汇率”组合。

　　其实，这正是我国加工贸易异常发达的真正根源。

　　分析我国的贸易结构可以发现，一般贸易加上其他贸易实际上处于逆差状态，持续攀升的贸易顺差主要源于加工贸易。近6年来的月度数据表明，我国的加工贸易顺差一直大于顺差总额。如今年前10个月1336亿的贸易顺差中，加工贸易贡献的顺差就达到1482亿美元。2005年，加工贸易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则达到56.3%。而每100美元加工贸易就会产生30美元左右的顺差。这一附加值，应当说主要地体现为我国土地和劳动力。

　　于是，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贸易顺差增加的本质是，我国额外、更多地输出了土地和劳动力，或者说，我们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主要向世界配置了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

　　国际市场对我国价格过低的产品产生了大量的需求，而国际社会出于多种原因，限制对我国的技术类产品等高端出口。这是我国贸易顺差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

　　高储蓄导致

　　高投资、低消费

　　问题的另一面，则需要我们回答其充分条件。何以产生过量(超过自身需求)产能？答案是我国的高储蓄率。

　　回顾日本、韩国等先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历程，这些东亚经济体基本上都属于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其经济增长路径与当前中国有颇多相似。相关研究认为，尽管支持日、韩及其他东亚经济体起飞的具体原因有所不同，然而，高储蓄率却是共性因素。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中国当前46%的储蓄率甚至远超过日、韩经济起飞时30%多的储蓄率水平。

　　高储蓄率直接产生了两个方面结果：

　　一方面，高储蓄率导致高投资率。从近20年发展的现状来看，我国过高的储蓄转化为过高的投资，进而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本轮投资热潮中，2003年我国投资率达到42%，2005年达到43.4%。而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国的投资率仅为10%～20%，比我国低20多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储蓄率高意味着消费相对不足。数据表明，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我国最终消费率，从20世纪90年代前65%的水平降到近几年55%的水平，2004年的消费率甚至降到53%，2005年降至52%，这一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也远低于日本7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与韩国80年代经济起飞阶段的水平。

　　目前来看，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已导致我国投资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衡。消费相对不足，使得过量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只能通过出口得到满足，必然加大了出口比重。而发达国家近年来经济增长较为强劲，也对我国相对低廉的产品形成了持续的需求。过度储蓄与投资，在压抑我国居民消费的同时，也相应减少了对国外产品的进口需求。顺差因而扩大。

　　高顺差将是我国贸易常态

　　之所以高储蓄，除了民族文化观念使然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当前的人口结构、社会福利及保障状况，决定了居民必须多储蓄。加之，在整个社会分配结构中，国家通过税收等手段，分配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使得整个国家被动性地增加储蓄和投资。

　　尽管高储蓄最终构成了高贸易顺差的充分条件，但在笔者看来，真正重要的还是前述的必要条件，即我国的资源禀赋问题。也正以此，只要汇率升值幅度，无法抵消土地和劳动力带来的比较优势，那么，贸易顺差就不可避免。

　　然而，我们看到，当前土地、劳动力、汇率毕竟都在升值，于是，贸易顺差问题平添了几分不确定性。更何况这些要素之所以成为禀赋，无非是与别国的相对比较。因之，当印度通过发展基础设施，使得这些要素组合表现出比中国更低的优势时，产业转移便势不可当，中国在贸易方面面临的将可能是另外的问题。

　　相对低廉的资源禀赋和国民的高储蓄率，推动了投资热的高升，同时使国际产业持续向中国转移，才系统性地通过产品竞争力的提升，推动了产品的出口，在这种情况下，长时期内，高顺差可能是我国贸易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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