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抢了民校的饭碗

　　赢周刊记者 黄婉华

　　近两年，民办学校在数量上虽有扩张，规模也在扩大，但是，真正的社会资金(民营资金、包括民办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资金)创办的民办学校的发展空间和环境都不理想。业内人士认为，近两年，国有民办学校、公办名校创办的民办学校的数量在急剧增加，挤占了纯民资的民办学校的生存空间。

　　民办教育的生存路径相当曲折。2004年4月1日，我国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下称“《条例》”)。《条例》第48条规定，投资人可以得到“合适回报”。在政策的鼓舞下，众多民间资本看到商机，斥资放马杀入教育产业。民办教育迅速发展，民办学校在校生的规模已突破1000万人。

　　名校办民校促大洗牌

　　而国有学校办民校的大量出现，正是在《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之后，在各种利益的推动下出现的。这令众多民办学校最为“深恶痛绝”。名校办民校所具备的“天然优势”让 “真民办”(纯民资的民办学校)无力抵抗。部分名校除了直接举办民办学校，有的公办名校实际上已经异化成按民办收费的“假公办”。

　　因此，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评价，民办教育的发展处在整体走弱的状况。一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立的民办学校，有不少已关门、倒闭、关停并转。

　　截至2006年，我国有8.7万所民办学校，而这其中民办幼儿园由于政策、法律方面的管制宽松，这一块的份额占到了90%以上；再减去公办名校办的民校，纯民资的民办学校能成功的也就十几个，且其中单体学校较多。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主任柴纯青告诉记者，2004年4月，在有关名校可以办民校政策出台后，民办学历教育转入低潮。尤其是学历教育市场，生源急剧萎缩。

　　挂羊头的国有民办学校

　　所谓“名校办民校”，指的是公立重点中小学开办私有的“民校”。这种学校既能享受公办学校多年积累起来的巨大无形资产，又能堂而皇之地以民办学校的价格向消费者收费——却可免除民办学校的风险和公办学校的义务。

　　广州白云区一位民办学校老师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某市在一所小学办了60个班的规模，60个班的概念就是每个年级10个班，但向学区内每年招收的低价生只有2个班，另外的8个班全招的是交择校费的学生。

　　名校办民校是纯民资的民办学校难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学校办得好，要有好教师，有好教师才有好生源，有好生源才有收入，这才是良性的发展，民办学校发展之初曾以高薪挖走了很多公办学校的优质师资，但是现在有很多优秀的老师又回流到公办学校，在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之间，没有一个合理正常流动的保证。民办学校教师的职称评审困难，教师的科研机会少，有一些教师的职称都不被承认，待遇不公造成了教学队伍的不稳定。

　　一位在江西某地一民办学院任教的教职员向记者透露，由于这些学校大规模招生，甚至向协助招生的教师发奖金，学费收得贵，又不向学生讲清楚资历的认可情况。在江西就集中了不少这类学校。这位教员说，每个学生要交4万元过来，还不计4万元学费，就连公办的学校，都搞起这类课程来赚钱。

　　不少民办职业技术学院，在全国各地四处招生，他们招生时声称学历等同大专文凭，但学生后来向教育局查询，才发现这些学院颁发的学历，只是相等于高中毕业的中专，大批学生感到受骗，对社会和谐造成不稳定因素。

　　政策界定依然模糊

　　“政府不是不管，政府也出钱。”信力建说，为了改善民办教育的状况，广东省政府承诺在5年内每年提供3000万扶持民办教育，但教育应该是一个市场化的产品，更多的资金投资需要转化到民间。这也是《条例》最初出台的目的。

　　事隔20年，今年9月1日实施的《新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公办学校不可以一校两制，已经办民办的要全部改制调整，或者纯民办学校，或者收回国有。”信力建说，新条例为民办学校讨了个公道，“要么就是飞禽，要么就是走兽，不得再像故事里的蝙蝠那样两头吃香。”

　　国有民办学校究竟何去何从？各地都还在观望。今年10月，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华同旭亮相广州电视台的《沟通无界限行风大家谈》节目时强调，“名校办民校是有法律依据的。”

　　在走向明朗之前，国有民办学校肯定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有利位置。而《新义务教育法》提出“民办学校受2004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管理”，也模糊了二者的边界。

　　成败皆为储备金

　　曾经让民办教育的投资者趋之若鹜的教育储备金，最终成为压死民办教育的巨石。

　　所谓教育储备金，是从1993年开始被民办学校广泛采用的一种融资方式。其操作方式是家长一次性交一笔钱给学校(不同阶段、不同学校从8万~20万元不等)，此外不再缴纳学费和伙食费。而校方收取储备金后，多用于学校开设新校或投资其他领域。待学生毕业后，学校以投资获得的利润或新生缴纳的新储备金，将教育储备金全额不加利息如数还给家长。

　　南洋教育集团的“第一桶金”就是教育储备金。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校方从学生家长处收来的部分钱，用于投资欧式教学楼、豪华食堂、设备齐全的宿舍、电视台、游泳馆等先进设施。即使在12年后的今天，其设施仍堪称奢华。

　　据统计，南洋由于各分校累计拖欠学生“储备金”高达5亿元，雪球越滚越大，“储备金”面纱后面的疯狂“圈钱”。南洋的创始人任靖玺采取向学生家长收取教育储备金的融资方式办学，即在入学时向学生一次性收取8万元到32万元不等的资金作为“储备金”。

　　“但其目的是迅速敛财，和非法集资别无二致。”业内人士分析，“储备金——建新校——更多储备金”是南洋集团的“如意算盘”。据太原市教育局调查，从1994年在山西建立第一所南洋学校起，南洋集团一直以向学生收取高额储备金循环负债投资的模式快速扩张，在十余年内建起了12所学校，包括2所大学、10所15年制学校。

　　融资途径的匮乏，令民办教育机构纷纷选择了教育储备金这样的高危模式，一旦政策尺度和宏观金融环境发生变化，祸起萧墙几乎是必然的结局。

　　广东曾是教育储备金的发源地

　　维系民办学校发展的脆弱的资金链条，成为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瓶颈”。而在近两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被民办学校普遍采用的“教育储备金”一直站在风口浪尖。

　　在记者采访期间，一位老教育工作者道出原委。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存款利率极高，教育储备金即使只是放在银行里，也能有10%以上的利息可拿，足够学校的日常运行。

　　另一方面，教育储备金的约定还款时间非常长，往往高达十年甚至更长。所以，假定宏观金融环境、政策法规和生源数量没有剧烈的波动，后债还前债的稳定性很高。当时，教育储备金被民办教育界当作“先进经验”推广全国。

　　由于教育储备金形式被民办学校普遍采取，广东省义务教育阶段的私立学校出现了飞跃。据陈忠联回忆：“两年时间，带动了广东省40多所民校，融资100亿元。”而在全国范围，当时有媒体报道说，有近千家民办学校采用了教育储备金模式。

　　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金融政策发生变化，央行降息，银根紧缩，直到2002年才开始缓和。但已经使得当时很多民办学校的资金变成负利率，加上家长纷纷索回储备金，民办学校资金链随之断裂。

　　在政策层面，教育储备金一直处于“妾身未分明”的状态。早在1994年，国家教委办公厅曾下发《关于民办学校向社会筹集资金问题的通知》。其中规定：“目前对于申请举办收取高额储备金的学校，暂不审批。”

　　但这份《通知》没有影响包括南洋在内的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在全国成立。由于《通知》可操作性差，这份《通知》最终停留在纸上。

　　来之不易的“硬着陆”

　　还是在广东，使用教育储备金的学校首先遭遇资金断流，一度成为重灾区。

　　1997年广东华夏学校发生教育储备金还款困难。经查，董事长戴俊明将6000余万元教育储备金投入房地产开发，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后资金链断裂。最后，戴以挪用资金罪、抽逃出资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受此案的刺激，1999年1月25日，广东省教育厅下发“粤教策(1999)2号文”，叫停教育储备金。一年后，广东省又出台了《关于解决广东省民办学校教育储备金问题的意见》，允许民办学校在5年内分期偿还教育储备金，未偿还余额按国家银行同期整存整取储蓄存款利率计息；允许学校以自有资产抵押贷款等。

　　信力建曾对当时叫停教育储备金的操作做比喻称：“钱拿来后，必须分成两只鸡，一只孵蛋(学校的运营)，一只下蛋(投资获利反馈学校)。而1998年降息之后，下蛋的那只必须爬出窝去觅食生下蛋，因为窝里(银行)的温度已降至冰点。”

　　叫停教育储备金的公告一出，家长们风声鹤唳，各个民办学校立即遭遇了挤兑狂潮。信力建记得，当时的民办学校，死了差不多80%，活下来的不到1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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