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除篱墙之后的金融改革

　　来源：中国经营报 本报记者：陈伟

　　11月16日,国务院发布《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外资全面进入中国银行业仅余一步之遥。

　　以长远的眼光衡量，金融业有何种命运，其实预示着中国究竟能够建设出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国家。贸易大国、金融小国的错位已经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经济强国正常的发展轨道，即使我们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五年，并且拥有有史以来最大的银行业IPO。

　　中国必须“纠偏”！因此，此时面临的最重要的命题就是如何看待金融业全面开放所带来的历史性契机。

　　事实上，对于国内金融业的对内和对外开放，一直存在不同观点。其中，鼓吹“开放有害”的人总是把关注停留在对控制权的计算以及对风险的“拜物教”式敬畏上，而忽视了中国金融业为什么要开放的真正内涵，并动辄祭起经济民族主义的大旗来震慑对手。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加入世贸组织五年来，中国的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之于

中国经济的“短板效应”日趋明显：落后地区的资金短缺使东西部差距越来越大、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丛生使经济结构畸形发展，小额贷款的策马不前导致再就业形势严峻，等等。

　　对此，冠冕堂皇的借口是中国的金融业正在逐步迈向成熟，日益重视风险控制，“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些表述多来源于金融体系中人。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金融业缺乏有效竞争的市场体系，通过简单的传统业务就可以获取高额利润，国有金融企业还可以倚仗着隐含的国家信用在各级市场获得溢价，那么，竞争和创新的动力从何而来？

　　因此，改造中国金融的落脚点必然是如何增强中国金融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由此衍生的创新能力。这也恰恰是中国积极谋求金融业开放者的真正诉求，而绝非形而上者的妄自揣度。事实已经证明，过度的保护和管制已经不能够塑造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而扼杀了创新能力，以至于积重难返后，金融强国之梦可能会变成“金融乌托邦”。

　　或许，对中国的独立观察还并不能得到上述结论，从国际金融史的角度却可以窥探经济强国的兴衰密钥：由于担心银行间过于激烈的竞争关系而带来的系统风险，英国人创造了人类最早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从而成为大英帝国成功的最重要要素之一；为了适应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多种货币的竞争局面，富有活力的欧元由此诞生，已经隐现与美元分庭抗礼之势；甚至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些国家并没有成惊弓之鸟，反而出于从根本上改善脆弱的银行体系的考虑，都迅速扩大了银行部门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可以说，国际金融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竞争和创新的历史，而开放则是最好的催化剂。

　　反观中国的金融业，拥有庞大银行体系和世界上最“慷慨”的国家信用，却贡献了高额的不良资产和乏善可陈的普遍服务，抛却体制的因素，也大可以归置于开放不够导致的不充分竞争。

　　横向比较，对开放的不同心态曾经决定了不同国家的历史进程。18和19世纪“英镑时代”的荣光既跟英国是世界工厂有关系,更由于英国本身开放度高。而

二战后复兴的德国，虽然经济也如日中天，也是世界工厂,但德国马克的国际化影响有限,一个原因就是跟德国长期的“重商主义”有关。

　　历史进入2006年末，以银行业为标志，中国的金融业已经进入全面开放时代。中国是经济大国,未来也必然要成为金融强国，继续坚定不移地开放市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而未来几年，我们会真正看到，一个全面开放的金融业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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