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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方军
中国企业靠并购进行国际化的道路现在看来并不顺利。
明基移动撤出欧洲,TCL汤姆逊协商重组,联想虽然整体业绩转好但欧美市场业务仍不乐观。并且联想的情况与前两者并不相同,它收购的是强势产品和品牌,而且卖出资产的一方IBM也有动力支持它,在过去几年它也经过痛苦调整的阶段。与这类跨越式大起大落的国际化相比,还有比较温和的,比如海尔和华为的渐进式,它们付出的学费较少,但相应地可见的效果也小得多。
现在要判断哪种国际化路径更可行,可能还为时尚早,或者说根本就不会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判断,因为采用何种国际化路径与企业本身的能力、市场竞争状况、企业领导者的特质紧密相关。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其实从来不仅仅是公司战略问题,它寄托着一种更大的期望——期望中国能拥有世界级企业。十多年来,国际化一直是最引人注目的议题,成为世界级企业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一个新的外在形式。由于跨国并购的方式看似可以把这个过程大大缩短,因而近年来引发极大的关注。在这样的层面上,我们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反思,就不必局限在一时一地一家企业的得失成败,而应去寻找哪些企业、哪类企业已经拥有了成为世界级企业的基石和管理经验。
我们之前对TCL、明基、联想海外并购的一个普遍认知,是认为以制造能力取胜的中国企业现在可能遇到了一个发展壮大的产业转型机遇。但我们的能力并不局限在制造能力。
中国拥有国际化潜质的企业粗略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联想、TCL、海尔、华为、明基等,它们是受关注最多的一类。除台湾地区的明基是以代工起家之外,别的都是在本土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的。一般而言它们规模庞大、财力雄厚,有国际化的强烈愿望,希望扩展品牌、市场和技术能力。但正如TCL和联想的案例显示的,过去在本土市场成功的能力,是否能继续支持国际化进程是困扰它们的一大问题。
第二类是国有的大型能源与金融类企业。能源类企业的国际化反映的是“国家需求”,它们进行跨国收购;金融类企业国际化的表现方式则主要是海外上市,工行不久前全球上市成为最大IPO即是一例。虽然相对而言,这类企业国际化比较成功,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成功并不能让它们与“中国的世界级企业”联系在一起。
第三类是隐形冠军企业。在一些极度细分的领域,中国已经出现一批行业领先的企业,比如,万向是全球第一位的万向节厂商,格兰仕是全球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商,好孩子集团是最大的童车生产商,中集集团集装箱世界产销量第一。这类企业需要面对的问题包括:首先,它们的公司估值不高,好孩子集团以1.25亿美元价格转让出67.6%股份是一个明证。其次,它们下一步如何发展?选择有这样一些:继续提升当前产品的利润,寻找第二个可以成为全球冠军的细分领域,像明基选择的那样转向品牌,以及像台湾鸿海那样坚持以制造本身为核心能力。现在看,鸿海坚持在低利润制造业上规模扩张可能对公司是正确的选择,当然,由于环境问题和发展问题,从整体经济看或从长期影响看它远非最佳选择。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这个角色长期看不太可行,也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第四类则是在互联网浪潮开始之后,中国出现的一批由风险投资支持的、在海外上市(主要在纳斯达克)的高成长型企业。这些高成长型企业从纯粹的互联网公司新浪、搜狐、百度,到互联网与传统经济结合的携程旅行网、招聘网站前程无忧等,再到可完全视为传统经济领域的分众传媒、如家快捷酒店、新东方等。这类企业融资金额、市值放到中国市场环境中都是大型企业,资本市场对它们的高估值是基于它们未来能有更大发展。这些企业的特点是,它们的资本根源、管理结构是国际化的,但由于它们从事的大体上可视为服务业,因而市场重点都是在中国本土。这是中国企业国际化中经常被忽略的一类。但我们认为,它们身上可能有着一些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最重要的经验。日本企业的国际化中有一个案例很少被提起,就是7-11便利店,日本消费电子企业、汽车企业的光芒让人们没能看到它的经验。而现在看,它的价值可能和丰田生产方式接近,远超过获得更多收入但没有带来生产方式变化的日本消费电子企业。
总之,要寻找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未来,我们应该把视线稍稍从联想、TCL、海尔这样的企业上移开,尽管它们的确是最可能实现国际化的群体。我们应放宽视界,从以上四类企业中去寻找国际化时可以借鉴与利用的经验,并不断去发现和总结其他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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