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亿美元外储·金融开放·收入分配改革

　　郭继丰

　　关于万亿美元外储

　　中国外汇储备过万亿元已经不是悬念，悬念在于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刺眼”数据，对于中国经济、世界经济意味着什么？

　　赵锡军：多元化使用外汇储备。10月31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增强对关系国家经济安全行业的控制，应多元化使用外汇储备，优化资产管理。赵锡军认为，控制外汇储备不是最终目标，解决外汇储备的增量问题的根本在于解决我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具体有以下措施：

　　首先，进一步推动外汇体制管理改革；其次，合理改善对外贸易状况；最后，优化储备资产管理。在充分保证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在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趋势在近期内不会逆转的前提下，可使用外汇储备有选择地购买实物产品，通过增加进口、缩小贸易顺差来减少结汇压力，同时也可以减少最近不断增加的

反倾销压力。利用部分外汇储备购买高科技产品，购买战略性资源。另外，在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以后，也可以利用外汇储备对其进行股权投资。最后外汇储备资产也可以考虑投资于普及教育、医疗与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环境保护等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上。有必要再次强调的是，在使用外汇储备的时候必须高度关注外汇储备的合法性和使用风险问题。

　　陈旭敏：外汇储备不能随意花费。英国《金融时报》特约撰稿人陈旭敏的《万亿外储：灵丹还是毒药？》(10月24日)一文认为，一些经济学家建议将中国的外汇储投资于大宗物资、填充社保基金缺口、推进金融体系改革以及鼓励技术创新和引进人才的看法是不可靠的。因为这近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非中国央行的资产，而是中央银行对居民、企业、银行以及政府的外币负债，一旦公众和市场产生人民币贬值预期，或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或经济增长失去信心，相应的人民币资金将会恐慌地换回这些外汇储备，如果中国央行到时拿不出这么多外汇，货币危机甚至金融危机将接踵而至。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外汇储备的管理，并不是以追求收益为第一位，而应当在保持流动性的情况下，实现外汇储备的安全保值增值，否则，如果听信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建议，陶醉在大把地花钱的快感里，后果难以设想。

　　关于金融全面开放

　　根据中国加入WTO的相关协议，到今年年底，外国金融机构将被允许在内地提供全面的银行服务，不受顾客地域和币种的限制。这意味着中国金融业对外的全面开放，如何看待中国金融业的全面开放？

　　巴曙松：从市场准入监管转向市场运营监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接受《上海证券报》(11月10日)采访时认为：入世后，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需要由以前过多强调市场准入监管转向市场运营的监管，以寻求建立一整套符合国际标准的规范化操作程序，实现监管与国际接轨。在过渡期内，内资和外资金融机构在不同领域分别享有不同程度的政策优势和政策劣势，影响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展开。在过渡期内，中国虽然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体制，但对外资金融机构母公司的混业经营却难以有效监控。中国正在致力于研究建立更高层次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对于外资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监管必将纳入日程，监管框架应该会包括对于合格战略投资者的遴选标准、外资入股中资的具体数量、分支机构的设立标准以及业务经营的具体审批制度等方面，强化对外资银行的全面风险监管。

　　刘明志等：努力实现金融对外开放领域的进出平衡。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查研究统计部副主任刘明志等发表《我国金融对外开放领域的“进出平衡”问题》(《上海金融》，2006年第10期)一文。文章认为：我国金融对外开放领域存在着金融对外开放以引进外部机构、资金、技术、管理和服务为主，向外部输出机构、资金、技术、管理和服务则相对不足，造成资金、机构和金融服务的进出不平衡。金融对外开放领域进出不平衡导致国际收支多数年份顺差，导致国际储备持续增加并以被动投资的形式运用于境外；我国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持续逆差。目前，我国资金充裕，特别是外汇储备增长很快；金融市场体系已基本建立，初步具备了对外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金融机构改革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综合实力有所增强，并初步积累了海外经营的经验。在此情况下，我国应拓宽金融对外开放思路，由主要以引进机构、资金、技术、管理和服务为主转向引进和输出机构、资金、技术、管理和服务并举，努力实现金融对外开放领域的进出平衡。

　　关于收入分配改革

　　周其仁：不能把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分配问题的中心指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在11月11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收入分配的一个倾向与另一个倾向》一文，文章认为，应该区别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两个不同的概念。分配不公是收入差距大的一个成因，但是收入差距大还可能有其他原因。市场供求使某一些职位的收入非常高，只要其他社会成员有权对此作出反应，就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加以干预——非要干预也可以，只不过会带来其他副产品就是了。比如中国的制造业，正在成本变化的条件下升级，对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企业家以及各种各样的专业才能产生了新的市场需求，也导致相对市场价格的变化，这时如果人为地抑制，创新和升级的动力就减弱了。

　　文章指出，不能把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分配问题的中心指标，因为即使准确度量出收入的差距，也不等于准确度量出分配不公的程度。所以，要把分配不公的问题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分开，如果纠缠在一起，还有一个派生的后果，就是动员大家把很多货币收入作非货币化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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