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储蓄投资缺口 纾缓三大发展压力

　　-　陈洪波

　　近年来，在宏观经济呈现出良好发展前景的同时，高流动性过剩压力、高贸易摩擦压力、高人民币升值压力一直伴随着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分析“三高压力”产生的关键因素和内在的宏观传递机制，并提出相应的投资政策建议，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储蓄—投资缺口是导致“三高压力”的最关键因素

　　储蓄—投资缺口，是指投资率低于储蓄率，在储蓄与投资之间出现缺口，从而储蓄未能全部转化为投资的一种现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当储蓄大于投资时，净出口(伴之以外汇储备的净额增加或资本外流)可以使一国经济实现无通货紧缩的均衡增长；当投资大于储蓄时，净进口(伴之以外汇储备的减少或资本内流)可以使一国经济实现无通货膨胀的均衡增长。从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看，储蓄—投资缺口已成为导致中国宏观经济三高压力存在的最关键因素。尽管我国的投资率较高，但1994年以来，我国的储蓄率一直高于投资率，储蓄-投资缺口始终存在，且近两年来的储蓄-投资缺口出现扩大趋势。

　　长期的储蓄-投资缺口导致我国的流动性过剩压力加大。储蓄-投资缺口的存在意味着国内的储蓄未能在国内转化为投资，导致经济运行中资金长期供大于求。以存贷差的变化为例，随着 1994年储蓄-投资缺口的出现，存款和贷款之间出现了逆转。1994 年之前，贷款大于存款，贷款/存款比高于1，最高达到1.12(1992 年)；而1994年之后存款大于贷款，贷款/存款比开始小于1。随着近年来储蓄-投资缺口的扩大，存款大于贷款的幅度也越来越大，贷款/存款比从1994年的0.98下降到2005年的0.69左右，下降幅度达30个百分点(若与1992年比，则下降幅度高达45个百分点)。由于资金长期供过于求，我国的银行间拆借利率、超额准备金利率、债券回购利率等多种利率基本都处于下降的态势。所以，十余年之久的储蓄-投资缺口使得资金长期供过于求，流动性过剩的压力越来越大。

　　长期的储蓄-投资缺口导致持续的贸易盈余进而产生高发的贸易摩擦。我国的储蓄-投资缺口主要依靠外贸盈余弥合。从数据上分析，除了个别年份(如1994年、2004年)净出口与储蓄-投资缺口存在因统计误差略有不同外，在绝大多数年份里，二者在数量上完全相等。通过高出口顺差的净出口来弥补储蓄-投资缺口，导致贸易摩擦不断，争端加剧。储蓄-投资缺口持续存在的时期也是我国国际贸易摩擦的高发期，连续10年成为遭遇

反倾销调查最多、受贸易摩擦影响最大的国家。

　　长期的储蓄-投资缺口导致

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我国的储蓄-投资缺口主要依靠出口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弥合，相应的便是外汇盈余的迅速增加。在目前资本项目管制下，资本的流出受到很大的管制，相对较难，从而产生持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导致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压力。

　　长期的储蓄-投资缺口导致央行外汇占款增多，进一步增大基础货币投放的压力。在我国现行的结售汇制度下，外贸盈余产生的

外汇储备大部分形成中央银行的储备资产。持续的外贸盈余，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日益增多，转化为央行外汇占款的数额也日益增多。

　　理性对待高储蓄，高度重视储蓄—投资缺口

　　高储蓄是我国的宝贵资源，而非负面因素，要予以善待和善用。有关研究发现，储蓄在长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内储蓄和经济增长间有强的正相关关系：储蓄率越高，GDP真实增长率越高，并且各国国内储蓄整体也呈现增加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货币危机也跟储蓄问题紧密相关，危机的产生是过分依赖国外储蓄的结果，而不是投资过高的问题。事实上，国外储蓄仅能部分满足国内投资的需要，而只有国内储蓄才能为大部分投资融通资金，并支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一直是高储蓄、低消费国家。鉴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保障等制度尚不健全等因素，较快转变消费倾向还不现实。并且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认为目前的高储蓄率是人口红利的具体变现，而人口结构不是在短期内能够予以改变的。从近几年的实践看，尽管刺激消费的措施较多，但总体上效果并不明显，所以我国数年内储蓄水平依然会居高难下。

　　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初期，投资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即使到工业化中期，投资率在较长的时期内仍保持较高水平，在这个阶段储蓄-投资缺口较小；在工业化基本完成后，投资率出现下降的趋势，才逐步出现时期较长、比率较高的储蓄-投资缺口(如日本在1970年前后，韩国在1990年前后)。而我国目前的工业化水平大致处于工业化中期，就出现了长达十余年且有扩大趋势的储蓄-投资缺口，一方面国内的储蓄未能物尽其用，以低廉的成本流到国外，另一方面我们以优惠的条件吸引外资，这种反差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

　　缩小储蓄—投资缺口，纾缓三大发展压力

　　实施保持适度投资规模和增长的政策

　　缩小或弥合储蓄-投资缺口，一靠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二靠进一步扩大净出口来弥补，三靠提高投资率。

　　扩大内需已经是我国政府多年来非常明确的宏观调控政策倾向，同时尤其强调鼓励消费，提高消费率。从长期看这是正确的导向，但从近几年的实践看，尽管刺激消费的措施较多，但总体上效果并不明显。

　　弥补储蓄投资缺口的另一办法是扩大净出口规模。近年来我国一直保持较高的贸易增长，贸易顺差不断扩大，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如果我们继续采取依靠劳动力和产品低廉价格的优势，来扩大净出口以弥补储蓄投资缺口，无疑将引起更多的国际贸易摩擦，同时增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此，在体制改革短期难以到位、总储蓄率难以有效下降的情况下，如果2006年净出口受到抑制，短期内弥合储蓄-投资缺口的途径，剩下的惟一、必然选择，就是不得不采取保持适度投资规模和增长的宏观政策，保持一定时期内的高投资率，以弥补储蓄-投资缺口。尽管从投资率的国际比较看，我国的投资率已经较高，但多数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的投资率都呈现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赶超型”国家的经济高增长时期，高投资率与高储蓄率、高增长是不可分的。因此，通过扩大投资规模、保持投资的适度增长，弥补储蓄-投资缺口、消化过剩产能，既可缓解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和基础货币投放量加大等压力，同时还能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提高公共投资，倡导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启动城乡消费创造良好条件

　　近年政府一直在采取措施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从实践看，尽管刺激消费的措施较多，但总体上效果并不明显。近几年消费不足，除了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等方面原因外，很大程度是由于公共投资不足带来的。

　　公共投资严重不足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或无力供应。我国多年来形成的经济建设型财政支出结构以及政府自身支出所占比重过高，使得社会急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公共交通、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包括计划生育)、公共环境、公共体育、公共文化、公共安全(食品、用水、财产等)、社会保障、减灾防灾等方面的投入与供给严重不足或无力供应，而这一切都源于相关的公共投资严重不足。事实上，无论是饮用水、公共卫生设施的可获得人数、卫生保健的公共支出、义务教育的人均支出，我们与国际上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的大国(巴西、印度)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而公共投资的不足又导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难以实现，扩大了地方差距和城乡差距，使得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成本持续加大，从而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加工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因缺乏消费市场的支撑而难以有效释放。在此情况下，单纯抑制投资、刺激消费，是难以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的，所以扩大公共投资促进内需扩大的政策战略势在必行。只有通过扩大公共投资、降低公共产品价格，才能建立起启动城乡消费的长效机制，并可通过公共投资的扩大来消化目前加工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促进各行业的协调发展。

　　从扩大公共投资角度来看，有三个切入点。一是从投资力度来看，必须加快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削减(或退出竞争性领域的)经济建设费和压缩行政管理费支出，保持各级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在公共支出方面的比重和速度，加大财政对于基本医疗、基础教育、交通、科技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投入，实现公共投资带动社会消费的目标。二是从投资的方向来看，要改变偏重开发区经济类基础设施建设，忽视环境、卫生、基础教育、防灾减灾等人文类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的倾向，通过经济与社会基础设施供给的增加，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完善城乡消费条件，降低储蓄意愿。三是从投资地区来看，应重点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公共投资力度，包括继续增发国债，加大转移支付，重点是农村基本医疗、乡村道路、人畜清洁饮用水工程、防灾减灾设施建设和电力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弥补这些地区消费条件的不足，刺激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可消费开支能力的提高和消费环境的改善。

　　扩大住宅投资，满足被延迟的住房需求，消化过剩产能

　　从行业规模和对中间产品产能的消化能力看，除公共产品外，住宅行业对于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消化能力无疑是最强的，增加住宅投资也不会产生进一步的产能过剩。在住宅建设领域，投资过程本身就是居住消费品的生产过程，不会产生进一步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

　　扩大住宅投资、增加住宅供给量，可以有效抑制住宅价格的上涨。尽管经过近年的宏观调控，商品住宅价格的涨幅得到控制，但商品住宅价格的高企，正在大量侵蚀居民的消费能力，大量购房者正在以自身和父母两代人的多年储蓄为代价购买作为必需品的住房，当前可支配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将未来的收入用于高价格的住宅产品，不仅用于其他消费品的当前消费能力大大下降，而且未来的消费能力也被提前透支。通过扩大住宅投资、增加住宅供给量，可以有效抑制住宅价格的上涨，甚至降低住宅价格，满足因价格高企而延迟了的购房需求。-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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