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公共品投入的勇气与力度

　　11月6日，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毫无悬念的到来了。如何抑制储备增量，同时作存量的减法，有了更进一步的迫切性。

　　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来自贸易顺差以及FDI，在过去几年大量境内外投资将中国建成“世界工厂”后，加工工业产能释放导致顺差不断增长。以钢铁和纺织品为例，今年前8个月，中国钢铁顺差14亿美元(去年同期为68亿美元逆差)，纺织品服装业顺差172.6亿美元。中国今年前8个月的贸易顺差累计达到946.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608亿美元顺差增加了338亿美元多。其中，庞大的出口军在于钢铁与纺织服装等行业，说明这些行业产能过剩带来了出口膨胀。因此，目前宏观调控抑制某些过剩行业的新增投资是必要的。但是，目前中国还不能通过人民币大幅升值或者其他方式大力抑制出口，因为如果那样就会面临就业的危机，一旦出口大幅下滑，将有数百万低收入的制造业工人加入失业队伍。

　　如果将多余的产能仅是依靠国内消化(即扩大内需)也不现实，因为中国相当一部分人口因收入过低而消费力不足。酝酿中的提高工资的政策迟迟没有出台，增加较少的工资对刺激消费几乎不起作用，反而可能增加流动性，加重目前的通胀和加息压力。当前，经济放缓的美国已停止加息周期，甚至有减息可能，因此，有观点认为中国加息会给人民升值带来压力。

　　另一矛盾之处是，央行紧缩银行信贷以控制投资的情况，与上市银行资本金增加形成的巨大信贷压力，形成了一对矛盾。处于收尾阶段的金融改革力推国有银行境外上市，如工行和中行先后在港沪上市，共融资330多亿美元，加剧了外汇流入，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流动性过剩。日前央行再次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宣布11月15日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50个基点，准备金率达到9%水平，以此对冲上市银行新增资本金。

　　目前对外汇储备的分流，为就业计而不能一味地抑制出口。

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相当一部分人口收入低而内需不足，新增失业却源源不断。这显示目前存在“经济的增长泡沫”，与GDP高速增长相反，经济内生力不足。因此，不仅要分流外储以缓解当前压力，还要用它来增加经济未来的内生动力。

　　用于购买石油、黄金等战略储备，只能是分流一小部分外汇且不可持续的方法，鼓励境外投资的国内合格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也不可能大规模额度进行。

　　与此前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政策不同，目前政府系列外交正促进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贸易，推进海外投资，逐步转移制造业。近日与东盟和非洲的峰会后，中国承诺在这些区域进行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将在非洲开辟5个经济合作区。根据

商务部网站，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10月3日表示，委内瑞拉和中国将设立一个6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对委内瑞拉投资。中国将出资40亿美元，剩余20亿美元由委负责；胡锦涛主席本月将访问印度，争取两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快速发展的印度一直以来拒绝中国投资该国的基础设施及其他制造业。

　　为缓解外储计，除了投资以外，也可以考虑定向发行长期国债，将与发债相应的外汇储备直接划拨给财政。甚至可以效仿此前给银行注入外汇储备的做法，直接划拨一部分外汇储备给社保账户，令

社保基金管理部门拥有使用权和收益权。在目前依靠市场无法平衡收入差距的情况下，这些国债或者投资收益可以用于提高在医疗、教育、福利和养老等方面投入，加大公共产品支出。这样，一方面可以直接提高消费，另一方面家庭支出也将增加。中国现时仅将GDP的3.5%用于此，而税收则每年递增20%。

　　目前，除改革外汇管理制度以及支持民间创业等政策外，中国只能选择控制投资过热，加大海外投资，并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才能逐步纠正经济增长的系统性障碍。现在的困难是，对外投资还缺乏成熟的机制和经验，而加大公共品支出需要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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