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不会自发廉洁

　　段德峰

　　11月6日，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了2006年度全球163个国家的清廉指数报告。据透明国际的官方信息，这些指数是通过复合被调查的专家意见得出的。该组织并没有透露接受调查的人数以及调查表的形式和内容。不过，基于透明国际的广泛国际影响，国际社会通常认为这些数据信息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对于中国人而言，或许最引人关注的信息并不在于对中国清廉程度的评价，毕竟每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都经历其中，而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常识也基本上可以对清廉程度作出个体判断。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清廉指数对我们意义不大。毕竟，未来我们还需要具体地处理与公共机构的可能事务，而不是靠指数“办事”。

　　不过，透明国际提供的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结论——几乎所有最严重的腐败都发生在“穷国”。作为这个推论的依据，从指数表上可以看到，除了较为发达的南非和埃及之外，几乎全部的非洲国家都在100位之后，而另外一些亚洲和南美的穷国则同样境况不佳。与此对应的是，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都表现良好。

　　这似乎多少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衣食足，知荣辱”的古老说法。从而，似乎也就很容易推导出中国清廉指数的上升(从去年的78位到今年的70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相信许多人会不太赞同这个说法。尽管通过研究，我们也确实发现了一些极为贫穷的国家，甚至都没有办法开展很好的法学研究，因而也就无法构建良好的法制体系；而教育的缺乏，可能也部分地导致了公众对政治参与的减少，从而缺乏法治的基础性力量。

　　就中国而言，眼下，来自深圳法院系统的不少法官枉法事件，和那些来自某些部门高级官员的犯罪行为，让我们对这个排名的上升必须抱一种谨慎的态度。应该说，中国近年来的腐败现象的减少，并不是因为国民经济的快速上升，而应当归于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强。

　　可以看到的是，随着中国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具有参与到公共事务中的动力和需求，而这种需要，事实上也反映了要求减少腐败行为对于个人权利和财富的侵蚀。更多的人已经清楚地知道，权利的保障都必须是制度性的，而不能仅仅是个案的。

　　近些年，包括电视台、报纸、杂志和网络在内的媒体，首先对于中国在商业领域的腐败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披露，而一些媒体对于学术腐败的曝光也对于净化社会环境意义重大，但是，我们或许还需要期待媒体在对于公权力的监督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透过2006年已经公开的公务人员腐败案件，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的腐败都是群体性的，每一案件都涉及众多人数，而且这些官员之间往往都具有权属关系。因此，未来核心的对策应是更好地改革官员选举和任用制度，以及建构更为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毫无疑问，其中最为核心的当是建立良好的司法官员的任用制度和独立的审判机制。很显然，这些都不是仅靠经济发展所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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