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猫还是黑猫：一个企业的惠民医疗行动

　　白猫，还是黑猫

　　——一个企业的惠民医疗行动

　　文/本刊记者 周 阳

　　见到刘群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左右，这个四十出头的中年男子一脸疲惫的从酒店外走进来。而他的助理刚刚才告诉记者：刘总是一精力旺盛的工作狂人。

　　刘群是重庆长龙集团董事长。他说，他刚刚从位于重庆东南部、距重庆中心城区近两小时车程的南川人民医院回来。这家医院是他的“惠民中国医疗行动”的定点医院之一。他是陪同从北京来调研的一位社科院博士去的。

　　自从今年3月份以来，刘群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这个名头听起来响当当但争议不断的“惠民行动”上。

　　盲人摸象

　　要说清楚这个“惠民中国医疗行动”，仅仅从刘群提供的定义概念上来说，是无助于对事情的了解的，我们恐怕首先需要还原“盲人摸象”的过程，才能获得不同角度的直观把握。

　　首先，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重庆南川、垫江、万州和丰都四个地区的市民，“惠民行动”简单明了：当你去“惠民中国医疗行动”定点医院看病的时候，当天开出的药方药费，你可以直接拿到医院旁边的惠民服务中心，获得药费单上13.6%的现金返还，若是接受了医院的CT或核磁共振检查，院方或者服务中心还可在一周内返还检查费用的10%—20%现金；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是惠民行动联盟的会员，交20元会费即可入会，一经入会即可免费领到以市场价计值35元的家庭常备药品。

　　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病患者是不享受上述实惠的。对于百姓而言，在社会保障还不够健全，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医疗服务的价格无疑是他们判断是否接受这项行动的最重要标准。

　　但如果你是一家医药企业，你对这一“惠民行动”的观感可能与病患者大不一样。药厂作为以药品为产品的经营性主体，最关心的莫过于自己的成本和利润。因此，药厂眼中的“惠民行动”可以描述为：就销售渠道而言，药厂是通过协议方式进场(即进入“惠民中国医疗行动”的定点医院)，进场价格为出厂价加10%。

　　于是，药厂对于这个行动的态度自然一分为二了：

　　即有利润在10%以上的药厂或者药品，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是不会加入其中的，因为更高的利润同时也说明它们在已有的招投标入场方式中占有竞争优势；

　　而那些利润不能保证的药厂或者药品，由于通过惠民行动的协议进场方式可以得到渠道保证和利润保证，加入其中当然不失为明智之举。而2005年的相关统计显示，我国6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中亏损面就已经达到28%，2006年的情况并没有好转。

　　那么，一家医院的法人代表眼中的“惠民行动”又是怎样的呢？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和药厂厂长如何做出判断一样，医院的态度往往取决于领导班子如何看待自己医院的定位和竞争环境：

　　一个把医院的社会职能(看病救人)看得高于一切的院长，就会和一般百姓一样先算患者医疗费用的小账，因为正如医院大厅里常常高挂的横幅标语一样：患者的利益高于一切。

　　而把经营发展或者经济利益看得更加重要的院长，又会面临两种可能的境遇：在患者数量、提供医疗服务数量方面处于劣势的医院，无疑会看到“惠民行动”中的“薄利多销”的暗示；而在竞争中已经很强势的大医院，更敏感于利润的减少(惠民行动给医院留存20%的费用和利润比例)、引入新合作者对于既有合作者或利益各方的影响。有人作过统计，在抗生素药类，医院和医生的收益在药价中能够占到40%和20%。

　　在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中，还有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医药代表所在的各种中间流通环节。在他们眼中，惠民行动大概首先就是一个数字：10%——惠民行动将药品流通中间环节的费用和利润控制在10%。这个数字在多大层面上得以推广，将直接影响到这个群体的生存还是灭亡，当然从理论角度，他们也可能还有一种选择：加入其中，成为和刘群的长龙集团一样的明码标价的中间环节。

　　于是，被惠民行动发起人刘群整天挂在嘴边的“1122分享法则”，除了对他自己，对其他各利益方似乎没有更多意义。每个利益主体都只能在其中看到属于自己眼前的那一部分，就好像盲人摸象——每个主体都是利益的盲人；但这又是符合人们认识事物和理解事物的逻辑的，即便各自为阵，也无可厚非。

　　往往这个时候，人们会寄希望于出现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比如政府，比如政府的医疗卫生管理部门。或许它们能有雾里看花的本领呢？

　　惠民调查

　　当然，对于惠民行动的判断，仅仅停留在逻辑判断的层面上是缺乏现实说服力的。

　　患者

　　9月10日，《经济》杂志记者来到重庆万州三峡中心医院。该医院建于1928年，现为一家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承担着三峡库区23个区县1600万人口的医疗保健任务，年门诊量100万人次，年出院病人3.3万人，全国百佳医院之一。这样一家在当地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力的医院成为了刘群惠民行动的第一家定点医院。今年3月1日，“惠民中国医疗行动”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启动仪式，当时的现场照片至今仍在刘群长龙集团楼道里张贴着，其中一张照片记录下当时上千群众办理入会手续的场景。

　　记者到达的时候，医院大门上悬挂着“医院管理年”，“打击商业贿赂”之类的巨型横幅。这是中国政府最近最大规模的一次整治腐败行动，而医疗体系的商业贿赂行为正是被打击的重点。历年来医药代表、医托等对医生的贿赂行为屡禁不止，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而刘群对此还有另一番理解：近年来在招投标过程中黑幕重重，导致政府用招投标体制来降低药价的努力近乎失败，因此不得不又辅之以这样那样的行政及法律举措。

　　有趣的是，记者看到就在这样的巨幅标语之下，医院入口处两边的墙上则贴满了关于“惠民中国医疗行动”的宣传说明，而惠民行动药房则直接开在了医院大门左边，紧挨着的是“惠民服务中心”。

　　一些前来看病的患者路过时都会驻足看一会儿，而最吸引患者的是服务中心门口立着的一块牌子，上面列出了几百种可以被直接补偿13.6%现金(简称“直补”)的药品的化学名称。

　　在四十平方米左右的惠民服务中心大厅里，一个老年男子正拿出身份证准备申请成为惠民的会员。他告诉记者，他来看病时看到惠民行动的宣传，觉得的确有实惠，就办个入会，如果真的好，回家让老伴也来入个会。

　　“直补”柜台前几乎一直都有一两个患者，在办理现金补偿的手续。服务中心经理告诉记者，今天不是人多的时候，出院多的时候这里的人就会多一些。

　　经理给记者看了服务中心的意见簿。这个曾经在药厂做过销售的年轻女经理，显然对自己目前的工作很满意，因为意见簿上的留言绝大多数都是感谢他们所做的工作的。留言者大多都是老住院的病人或者有长期用药习惯的患者，他们和医院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因而从服务中心获得的实惠也就更加直接，有一次直补四千多块钱的，也有十几块钱的。“那面感谢的锦旗就是才直补了十几块的一个人送的，真是没有想到啊。”年轻女经理的重庆话十分好听，“当然也有补了几千块钱，还是不满意的。”

　　服务大厅里，一名女患者拿到直补的钱，钱数不多，三十几块钱的药，补给她六七块钱，她拿着单子对记者说，“我十年前就开始用这个药，一开始还是一两块钱，后来就一直涨一直涨。前年医生跟我说这个好，就用这个，一下子涨到快三十一块多，去年又涨了。”旁边的惠民中心服务人员说，这个药效果是好些。

　　“为什么用了惠民的药，老百姓还说贵？”记者代享受了直补的妇女问了服务中心经理，经理很直截地回答：“不可能，你告诉我药名，我就能告诉你怎么回事儿，有可能是剂量变了，也有可能是包装，但那跟惠民是没有关系的。实际上三峡医院今年还降了一批药的价格呢。”在药厂做销售的经历使她对业务有一种相当的把握。

　　刘群后来告诉记者，所有惠民的药执行的是相同化学名药品招投标后的价格，也就是说，惠民行动不干预药品的定价，化学名同样的什么“丙”什么“沙星”，你医院招标进来什么价，我惠民药品中如有相同化学品(厂家不同商品名可能不同)，也执行什么价。

　　如果说，女患者的抱怨和女经理的解释提供的是多年来医药体制改革效果无需多言无需证明的一个缩影，刘群的补充也说明惠民行动其实仅仅是在现有医药定价体制(招投标)基础之上开了一个透气的小窗口，但对于病患者而言，这已然是一个在现有体制下的“次优”选择了。

　　医院

　　记者注意到，这个服务中心是医院方免费提供给惠民行动的，患者手中的药方是直接从医院拿过来的，而且事实上医院门口的惠民药房至少在记者停留的一小时内没有出现前来取药的患者，于是，疑问朝另一个方向加深了：这个窗口到底有多脆弱？

　　事实上，记者之所以选择万州，正是因为事前得知这家医院的情况比较复杂，可能存在医生不规范用药行为的反弹。

　　目前重庆地区加入惠民行动的医院一共有四家，分布在万州、垫江、丰都和南川。除万州外，刘群的长龙集团早就托管了其他三家医院的药房，这将有力地保证惠民行动中的用药环节，因此，实施情况都比较好。而在万州三峡中心医院，刘群没有托管他们的药房，他约束对方用药环节的手段主要是根据协议医生开药方必须用化学名，而不能用商品名，这样医生也就无从知道药房会选择哪个药厂生产的药。

　　使用化学名用药，这是刘群设计惠民行动中非常关键的举措，而国家卫生部今年8月才颁布类似规定。无疑，在卫生部规定出台之前，让医院就接受刘群的做法，改变原来那种直接涉及医生收益的用药方式，需要相当的魄力。那么，这样一家三甲大医院，加入到“惠民”行动中来的动力到底是什么？他们管理医生和药方的用药行为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他们又如何补偿医生“灰色收入”的减少？

　　医院的纪委马书记接受了《经济》记者的采访。据院方党办主任介绍，现在对媒体介绍惠民行动都在书记这里。采访后，刘群告诉记者，医院在整个惠民行动的实施过程中也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马书记说，作为一家非营利性的三甲医院，社会效应是其首先看重的，现在社会对医院和医生的负面认识也是他们希望能够改变的。

　　“那么当时在决策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顾虑呢？”

　　马书记再一次强调惠民行动给百姓带来的积极意义，他们不存顾虑，只是曾经对“面有多大”有过考虑。所谓的“面”，就是会员规模的意思。在记者的追问下，马书记也承认“惠民行动”可能带来就医人数的增加，也是他们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可能是一个更加实在的回答，也是惠民行动持续发展背后的硬支撑。实际上，刘群定点的其他三家医院也都多少看中了会员模式的稳定性和忠诚度，他们在竞争中更加不具备三峡中心医院的优势；而他们这样看重会员规模是有理由的。

　　在“以药养医”的旧模式下，医院和医生的收入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药费和检查费，于是才会出现医药代表给医生回扣，让医生开指定药厂的药；才会出现招投标中，越是价格高的药越容易获得医院采用的怪现象——国家规定医院可在药品出厂价的基础上加15%作为利润，因此购进药价越高，医院获得利润的实际金额越大——这也是刘群一直强调的“不是药价虚高，是药费虚高，追根到底是医生的用药行为造成的”。

　　但是，这些医院一旦要进入到惠民行动中，就意味着多少要减少一些以药养医的收益，补偿只能寄希望于患者基数的扩大。

　　这是每个医院在现实中都会算的一笔大账。当地发改委来医院调研的时候，马书记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半年来，院方在检查费用方面直补了37万多，共计8400多病患者人报账直补；从3月到7月，门诊药品费用减少了13.91%，整体药费减少28.94%，出院病人平均费用减少12.85%，为重庆市最低，而药品收入则占医院全部收入的37.50%，为历史最低；另一方面，比较便宜的抗生素类药品用药则大大增加，3月份一个月青霉素的用量增加就相当于去年一年的水平……

　　马书记说，如果来医院看病的人多了，虽然在药费收入上损失一点，但我们可以开展其他一些项目和服务啊，还有很多可开辟的收入渠道没有开发出来呢，从长期来看，医院收入应该还是提高的。

　　而另据了解，参加惠民行动的南川定点医院收入已经开始有所增长。

　　但是还有一笔小账也是必须算的，那就是医生的收入。作为纪委书记，马书记向记者表示，他们医院的医生一直以来管理都是严格的，也没有出现因为用药权利的失去影响到收益减少，而转投其他医院的。“至少，在我和他们的沟通中没有发现。”据了解，实行惠民行动的医院多多少少地都在进行医生报酬和激励机制的调整，比如说以医生看病人次的多少来衡量医生的工作效率，而不再以药费，等等。

　　“实际上，医生们也不愿意在一种没有荣誉感的情况下一直工作的。”而国家正在进行的商业贿赂调查多少也刺动了一些人，他们意识到，长此以往是不行的。“实行了惠民以后，医生们的工作也变得纯粹了。”据介绍，医生的用药模式已经发生变化，医院采用了药品通用名的微机管理。

　　这或许都是一些良好的转机。利益的问题还是需要用利益的手段来解决，如果利益分配发生了扭曲，那一定是激励机制出了问题。

　　采访结束后，马书记仿佛轻松了许多，下楼时，主动对记者说，这个行动对老百姓肯定是好事儿，但是牵涉到整个国家的医疗体制改革……

　　这句话在记者看来是最意味深长的一句话。事后，记者问刘群，你是怎么说服万州的？刘群说，他们的院长很了不起，很有魄力。据了解，三峡中心医院的院长曾被评为“全国优秀院长”、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百姓放心医院示范医院优秀管理者”等荣誉称号；而一个有点传奇的说法是，正是这个院长七八年前把这家医院从几百块钱起家做到现在的上亿资产。

　　但是，惠民行动要在万州持续下去，惠及一方百姓，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尤其是当马书记一再强调“我们医院药品采购很正规，都是通过国家统一招投标”的时候；当药剂科张处长斩钉截铁地说“惠民行动对我们的药品采购和药方管理没有任何影响”的时候，问题产生了。

　　根据对惠民行动的了解，虽然在最后定价上遵循相同化学名药品的招标价格，但是，药品进入医院的流程却是另一条路线：进入惠民联盟的药厂的药是通过刘群的长龙集团到联盟内定点医院的药房的。

　　“为什么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呢？”刘群开始的时候显然有些回避惠民药进入医院途径的问题，这种回避让记者不禁联想到马书记和药剂科管理者的态度。

　　最后，刘群还是坦然答道：是的，我们和这些医院都有长期的供货关系，医院该招标的，药厂该投标的，我们都不管，我们只负责惠民药进入医院药房，我们也不存在扰乱他们价格的问题，我们只负责直补我们承诺直补的药。

　　“那么，有没有医院担心加入惠民导致他们和现行药品采购规定不符呢？”对这个问题，刘群回答说，是有的，所以惠民行动没有说要取缔招投标啊。

　　“那么，一间药房，如果既有招投标进来的药，又有惠民渠道进来的药，医生开到药房的处方，又只写化学名，你能保证药房的医师不会更多地采用招投标的药吗？”刘群回答说，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而他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和医院签订协议，药房中惠民药没有用完，就不再供应新药。药剂科负责人告诉记者说，一般来说一种化学名的药，只会有一个药品供应；如果出现同一化学名的不同药品，发药医师会根据规定轮流从不同厂家发药，保证各家用药的分散，“这个医院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但仍然没有办法规避医院药品管理和药房医师的逆向选择——这就是书记所说的“整个医疗体制”的问题了。

　　企业

　　“会不会出现长龙集团要为非惠民药进行直补的现象？”

　　刘群说，会，因为直补的对象是化学名的药品，而不是商品名，他们也无法从患者手中的药方看出是不是惠民的药。为此，刘群给自己定的投入最高限额是两千万，他希望惠民行动将来能够自我良性循环下去，而不是永远依赖企业的额外投入——长龙可能面临的情况让记者想到了某种“双轨制”及其中的灰色地带。

　　有很多人都问刘群，直补给患者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因为喜欢自己开创惠民行动背后的一套“理论”，因此总是回答说：从医药流通环节中的各个部门中节约下来的费用中来。

　　刘群认为，在中国要取消医药流通的中间环节是不现实的，也是难以成功的，倒不如把中间环节透明化和公开化，比如说他的“1122分享法则”。按照这个法则，就能够把现在招投标中一些灰色收入杜绝，从而为药厂和中间环节都节省出大量的费用。而根据模糊统计，在药品从出厂到医院的整个过程中，非正常流通费用在20%到30%不等，拿出其中的20%(扣税后为13.6%)返还给患者，也不过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刘群说，慢慢做大了，这个比例还要提高。

　　而实际上，从财务的角度来说，直补给病患者的现金是从刘群的长龙集团拿出的。为此，刘群专门在集团内部成立了一个“医疗保障部”作为“惠民行动”管理机构，各定点医院所在地成立所谓的联合会吸收和管理会员，医院服务中心则是行动的窗口。

　　刘群说，迟早有一天要把他的企业和惠民行动分开，要有一个统一的非营利性机构，要设立自己的基金，但是现在后者还需要前者的财力支持。

　　根据长龙集团提供的数据，目前惠民行动的会员人数已经达到56630人，入会医药企业1044家，成立以来的直补金额约110万元，加上其他宣传和管理费用计有200余万元，受益人数20570人。

　　从5月到7月，定点医院的门诊人次同比增长5.01%，医院药品收入下降13.71%，检查费收入下降25.12%，人均药费同比下降37.15%，人均检查费下降20.18%，药品平均降价幅度达8.16%。

　　这仿佛是一组和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目标很接近的数字。刘群自己也不无得意地说，我觉得我这个惠民行动做到了(真正的惠民)。

　　可是，一个企业为什么要承担又如何承担“惠民”的成本呢？

　　面对这样的问题，刘群信手拈来有好几个感性的答案版本，可见诸很多媒体报道，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其中理性的基因。

　　据了解，刘群本身一直面临两个困境，经济上的和社会角色上的。

　　长龙集团成立于1989年，是以医药为核心，集农、工、贸、科于一体的跨行业、跨领域的民营企业，注册资本金4100万元，拥有净资产2.5亿元，年产销值6亿多，年税利近5000万元。

　　做医药企业多年，刘群也经历过医药行业的种种，药品研发生产出来后，向医院推广成为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而这些年医药体制改革和国家一而再、再而三的药品降价，由于始终未改变医院和医生用药的机制，反复挤压的只是药厂的利润。期间，刘群又收购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药厂，一些药厂面临在招投标中被排挤的问题，生产的为病患者需要但成本低廉的药品反而进不了大医院，一些药品不得不面临停产。

　　一方面是老百姓用不上便宜药，责任都在药价上，一方面又是药厂生产便宜药无利可图，只好动些“歪脑筋”。市场坏了，对于想做好企业的人来说是最大的伤害。

　　据刚到任不到三个月的刘群的助理说，刘群禁止自己的药品销售人员给回扣送红包，对此还有很多销售人员不能理解，毕竟要面临市场的流失，这样的行为相对于整个大环境来说无异于以卵击石。

　　而惠民行动客观地说，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其中“自救”的成分，而无论惠民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救的商业模式，也都不能算作一种坏事儿——底线还在那里，即是不是真的实惠于民；至于企业从中获得的发展机会，那也是企业自己的事情。

　　刘群说，自己要做三件事，一个是建立起中国最大医疗服务网，这里的医疗服务是廉价的；第二是建立全国性的药品供应网，实际上是一个物流配送体系，这是保证医疗服务便宜的保证；第三，建立一个互联网上的医疗服务网，让老百姓通过互联网就可以自己给自己看病买药。

　　“如果完成了这三个梦想，长龙集团就不是今天的长龙了。”这显然是基于一个企业家的思考，他的抱负很大。

　　可以推理的是，如果惠民行动能够吸引到有足够多的会员，那么刘群就可以掌握与更多医院对话的话语权，就可以要求医院同意惠民行动联盟内的药厂以更简单(与招投标的不透明相比)的方式进入医院，从而让更多的会员受益，这样的一个生物链对于实现刘群的三个梦想是非常重要的。

　　必须承认的是，一个企业家的抱负也可能是这个社会不可缺少的推动力量。

　　制度困境

　　那么，“在你心中，惠民行动是一个企业具有公益性质的商业模式，还是一种制度建设范畴里的内容呢？”

　　刘群很肯定地说，是后者。他越来越多地在谈论和考虑如何实现多年来医疗体制改革没有完成的任务。他说，通过惠民行动，就是要让医生回归到本职上，让各层次的药都有人生产和提供，才能真的把药价降低下来，那种在定价机制上做文章的改革方法是行不通的，应该调整的是医生的用药行为和药品结构。

　　这些话，按刘群自己的理解，是直接和医药改革招投标的举措相冲突的，因为招投标改革的就是一种定价机制：“药品的特性是不可能完全用市场竞价的方式来定价的。”事实证明，招投标制度带来了高价药、独家药、外资合资药，而国产药普通药在“竞争”中退出市场。

　　刘群近年来一直在各种媒体发表他对于医药体制改革方面的观点，而惠民行动作为其想法的实践让他陷入一种困境，他也由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角色转为一个民间改革者的角色。

　　9月11日上午，刘群来到重庆市经委，他被要求向经委有关负责人汇报一下惠民行动的情况。前一天晚上刘群特定连夜准备几份材料，有媒体的公开报道，也有中央级报纸的内参，还有一份自己关于医药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文章。

　　坐在刘群面前的是经委医化处的两位负责人，他们是医药企业的直接主管。他们显然对刘群的惠民行动还没有更多的了解，实际上也不了解为什么刘群要到经委来，刘群需要什么支持？

　　一边听刘群的介绍，医化处的负责人一边提出自己的疑问：“你这样做影响不影响其他医药企业的利益哟？”“你的惠民行动减少了流通环节，那涉不涉及几千人吃饭的问题哟？”……

　　刘群说，实际上市经委一直是支持自己的惠民行动的，重庆市的一个“医药惠民促进会”就是在经委的协助下办成的；而自己面临的“很大阻力”来自于卫生主管部门。

　　“那你想我们咋个协助你呢？”经委的人问。

　　“我想，能不能请经委出面协调一下卫生部门，不要干预我们做试点。”

　　经委医化处的一位负责人面露难色。是啊，两个同级别的政府部门，怎么好让一个“协调”另一个呢？

　　其实，关于刘群面前的阻力，准确地说法应该是，到目前为止，重庆市并没有哪个部门明确地表示支持，也没有明确地表示反对。只是刘群的企业遭到的各种调查变得频繁了，其中还包括关于其向惠民行动会员支付直补是否涉及“商业贿赂”调查，还有重庆第三人民医院和西郊医院主动要求加入惠民行动的进程被莫名其妙地终止了，其中重庆第三人民医院的合同都拟好了……

　　据刘群说，自己曾经给市委办公厅写过一封信，市政府领导批复药品招标小组各成员机构，如发改委、物价部门、工商部门、卫生部门等等，进行调研，并思考本部门如何对其提供支持和协助。

　　对此，经委负责人回忆说，当时各部门派人召开了一个调研座谈会，专门商谈惠民行动的问题，但是与会各部门的代表或者毫不了解，或者知道大概又阐述不清，当时出席的卫生部门的代表也基本上不知情，因为以前接触这件事的“是另外的同志”。于是基本上当时的碰头会毫无结论。

　　8月21日，刘群曾被邀到重庆市卫生局汇报惠民行动的实施情况。刘群当时提出了三条建议：一，卫生局可否在重庆主城区选择一所医院与长龙集团展开合作试点，由卫生局实施监督与管理；二，与物价部门沟通协调药品价格，恢复廉价药品在医院的使用与销售；第三，财政部门能否对惠民定点医院实行一定的补贴。

　　而重庆市卫生局屈谦局长也对刘群提出了三个问题：惠民行动直补经费的长期持续性来源何在？惠民行动中有关药品将执行何种价格？惠民中国医疗行动会员从哪里来、能否保证？

　　对这些问题，刘群在8月24日都给出了答复，也收到对自己建议的回复。卫生部门对其提出的三点建议都不同意。

　　如果说建议的后两条超出了卫生局的职权范围，那么对于第一条建议的答复“国家政府单位不与私企合作”，刘群觉得并不具备说服力。与此同时，重庆市卫生局也一直不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

　　惠民行动进入重庆主城区的尝试因为无法与政府主管部门沟通而陷入停滞。

　　而希望作为一项制度向前推进的惠民行动是不可能绕开政府卫生部门的。后者是中国医院体系的直接主管单位，也是医疗体制改革的主导部门之一，每一次改革措施和方案都首先由卫生部门修改和提交。

　　1985年，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揭开了医疗机构转型的序幕，当时确立的改革核心是如何调动医院的积极性，鼓励医院除了国家的投入，还要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以贷款等方式自筹资金发展医院，盖病房、扩大病床、买设备，解决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到1998年，老百姓反映非常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医院的公益性逐步减弱等问题十分突出，于是开始推行三项医疗改革，分别是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医疗机构改革、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其中医疗机构改革主要是将一批实力雄厚的三甲医院确立为公益性医院，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则是最终引入招投标制度。

　　但到今天，卫生部门一向坚持的政府主导型改革并未能收到预期效果，医疗资源依然紧张，医药费价格不断上涨。

　　而与此同时，民间关于医疗体制改革的尝试和建议一直不绝于耳。刘群就是其中的一员，并且从理论走向实践。

　　刘群说：医疗体制改革牵动太多人的利益，必须要有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出来起一个监督和制约的作用，但是从现在的改革实践来看，一些地方卫生部门并没有做好这个第三方的工作，他们来指定负责运作招投标的公司，这其中就有了部门利益了。

　　前不久，曾经被卫生部门作为正面典型宣传推广的“四川挂网采购招标变革模式”爆出黑幕，发起人在其中明目张胆的收取各项灰色费用。但被人忽视的是，这一模式中有一个所谓的挂网采购招标中心，这是一个由政府部门直接经办的中介环节，对于参加招标的每个药品中心都要收取200元的电子信息服务费。

　　这或许是一个比当下网下招标更便宜的进场费用，但是，“我一个集团生产上千种药，都要参加投标，就一个企业，政府就可以收入上千万。”这上千万的利益就足以把一些政府部门变成摸象的盲人之一。

　　盲人们各自摸到大象的一部分，相互争论不休，那么谁来决断呢？这是个问题。而中国改革的传统路径是政府主导一些部门的政府官员一直扮演着盲人摸象的寓言里那个对盲人们的争论给出“定调”的镜面王的角色。

　　但在某些时候，有没有别的可能呢？

　　刘群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改革派、实践派。刘群说自己是邓小平理论的追随者——自认为有使命感的中国人都难免这样激扬一番，但这还是让记者想到了邓小平关于“黑猫白猫”的说法；而与此同时，刘群又提到了当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刘群希望自己能够扮演一个“独立第三人”的角色，但他也有他的问题。

　　“如果有其他与长龙类似的企业要加入进来，你会同意吗？”“会，欢迎。”

　　“如果有其他企业另起炉灶搭建和惠民一样的平台，你怎么看？”“很好啊，可能相互之间的竞争对老百姓更有利。”

　　“如果有一天惠民行动的社团组织和长龙集团彻底分离，你会选择哪边？”“我当然是更希望做联合会的工作了，那是我的使命。”

　　刘群的回答都冲着做好一个镜面王的方向去的，但是，他也还有更多切实的工作需要去做，比如说如何与政府部门协调与沟通，获得自己的试点机会，因为只有被事实证明惠民行动的长期可持续性和开放性，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制度去进行建设，哪怕是一项辅助性补充性的制度。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仅仅把刘群的惠民行动当作一个民间组织的行为，其未来发展已经有模式可以借鉴，国外就已经有不少类似的先例(只是不一定延伸到医院)，而民间组织本来就应该也可能成为政府以外的第三方力量，关键的在于政府如何看待自己在改革中的作用和定位了。

　　离开经委之前，刘群终于提出一个他认为更加可行的建议，希望得到主管部门的支持组织各相关部门召开一个研讨会，好好把问题提出来，说明白。

　　不论如何，刘群是想把这件事推进下去的，重庆主城区不行，就在周边地区试点，他正计划托管垫江的两家乡镇级卫生院，想把自己关于惠民行动的一整套机制在那里实施下去。

　　而政府部门对惠民行动进行的调研也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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