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企业家捐赠心理

　　在中国，人们对于企业家捐赠有许多不同看法，有人表示称赞；也有人揣测他们的动机，怀疑他们是作秀、赢取名声，或者怀疑他们有不可告人的商业、政治目的，或者是为了赎罪，或者为了让其企业享受丰厚的税收减免……

　　其实，企业家的心理因素才是影响企业捐赠行为的重要原因。那么，又是什么在影响企业家心理呢？

　　恻隐之心人皆有

　　通过对一些有过捐赠行为的企业家进行采访，《新财经》发现，大多数企业家最朴素的捐赠动机是出于对穷苦者的恻隐与怜悯之心。世纪金源集团董事长黄如论便是这样的代表。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并不缺乏同情心，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我们从底层走到高层，知道底层人民的痛苦。今天事业有所成功，对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就更加同情。”捐赠了近6亿元人民币的黄如论这样表达着自己捐赠的初衷。

　　2005年，黄如论回到家乡

福建，福建省委书记请黄如论吃饭时提起一件事：“古田县有一个农民因为穷困看不起病，于是拿着炸药在公交车上引爆，让自己和全车人同归于尽。” 黄如论没想到自己的家乡还有如此穷苦的人，当即拿出1亿元用于建立福建省江夏百姓医疗互助基金。

　　对境遇远不如自己的人，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也具有同样朴素的情感。她对《新财经》表示，“与他们相比，我得到的太多了。”

　　功利之心不可否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企业家的捐赠动机都仅仅是“恻隐之心”这么简单，一项调研发现，国内某些企业家在慈善捐赠时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功利之心。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就坦言，“慈善捐赠对于企业的声誉会有很好的影响。在现实的商业活动中，慈善捐赠被当做企业的一种软竞争力，用来进行政府公关和提升企业形象，这种现象确实存在。”

　　上海建桥集团捐资修建了12所希望小学。有趣的是，这12所希望小学的附近大多有建桥集团的地产公司。建桥集团董事长周星增解释，“不在当地做点事，刁难你的人太多。如果大量行贿，受贿者一旦败露，我们也就完蛋了。所以，我要求各地分公司，要送大礼就送给当地老百姓，不送给个人。”“虽然没怎么行贿，但是捐赠修了小学，他们也就不好意思再刁难。”周星增把这样的捐赠称做是规避风险。

　　翟美卿认为企业家捐赠有功利目的并不是坏事，对企业对社会都是好的。她也承认，十几年前自己第一次捐出一大笔钱支持教育是考虑回报的。“当时企业很小，我捐那么多钱，甚至想有没有双重回报。但这种心态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有些企业家做捐赠根本不考虑回报。”翟美卿认为现在自己已经超越了要求回报的阶段。

　　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白长虹认为，即使有功利目的也不能否认企业家的捐赠行为，“站在社会的立场上看，既然倡导捐助，就要让企业家容易实现自身目的，在捐赠的同时可以做到对企业形象有利，对市场拓展有利，对社会有利。不能因为企业家有了利己因素就否定其利他的行为。对于那些只求利他不求利己的企业家要给予更高的崇敬感，让其他捐赠者知道，这更是大企业家的风范。”

　　“苛捐”心态需破除

　　当有些企业家借捐赠之举，行“政府关”之实时，其捐赠行为就带有极大的功利目的，我们也就很难说，它是来自企业家自身的纯粹善举。同理，当捐赠成为企业家不得不为之的“公关”行为时，事实上也违背了“自愿捐赠”的原则，而有种政府变相“强捐”的意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家表示，“我的企业在很多地方投资，需要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当地政府也会把一些良好的摊派捐钱任务交给我，或者安排我去看一些贫困地方的生活境况，“我明白这是向我要钱。”他坦言，很多次他人还没离开当地，钱就已经到人家的账上了。

　　可是让这位企业家愤怒的是，“我的钱越好要，人家就都来要，然后谁也不把我当回事，觉得是我活该给。”他分析这些人的心态，因为很多人认为企业是暴发户，是“奸商”，有“原罪”，捐钱就是赎罪，这点让他很奇怪。捐赠是一种自愿行为，现今却变成了对企业家的道德拷问——“你捐还是不捐，你不捐你是坏蛋，你捐是应该的。”

　　企业家关注自己获得的回报，这无可非议。从企业家角度看，他们寻求政府机构权力保护的动机是一种正常需求。从政府的职能定位来看，权力机构吃的是财政饭，他们天然地具有这种义务和责任，即便没有企业家的捐赠，他们也应该向其提供这样的公共服务。

　　然而，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毕竟存在了。这就表明我们现在政府拥有的权力过大，而承担的责任相对较少。当企业家更愿意“公关”政府而不愿真正致力于慈善事业时，我们只能说，他们投资政府所获得的回报是投资慈善事业所不能比的。这种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窘境，也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窘境。

　　捐赠之外要自律

　　不可否认，现在有些企业家捐赠确实有其功利目的，就是想跟政府搞好关系，掩盖或者平息别人对他财富“原罪”的指责。与此同时，他还想从捐赠中谋求利益，以此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任剑涛谈到这一点时表示，“目前，中国企业家的责任大多属于他律性，而不是自律性的。比如某位富豪一方面经常慷慨地捐款行善，可另一方面他的煤窑却在将人‘活埋’。一方面在做慈善，另一方面却害死人，这种情况下，单方面去谈企业家、政府、社会的责任都不到位。”

　　“企业家是社会道德和价值建设的重要力量，对新的基本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不能一边做善事，一边为了企业发展不择手段，这是‘分裂症’。这样的企业是长久不了的。如果一个企业家既能够被法律所规范，又能够被政策所约束，还能够有自觉的社会责任，那他就不会以捐赠作为砝码与政府讨价还价，与社会讨价还价了。”任剑涛补充道。

　　道德宗教与企业家捐赠

　　企业家捐赠意识无疑受到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道德标准中，历来就有“遵法度，重伦理，行公益”的观念，现在中国的很多企业家自诩为“儒商”。但同时，社会舆论对企业家阶层的整体评判却难以摆脱“为富不仁”、“无商不奸”、“见利忘义”的形象。

　　《新财经》：有些企业家有自己的捐赠渠道，比如捐钱修寺庙，这是否也是一种道德修炼？如何理解宗教信仰与企业家责任之间的关系？宗教信仰与社会责任之间能否形成一条完美的交汇曲线？

　　白长虹：捐钱修寺庙是个非典型案例。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这类捐赠的意图很多，有的企业家仅是为求得内心安稳，有的完全是迷信，却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存在。这个问题没有一般性规律可寻，它不是跟社会责任的简单交汇。但也不能说它们之间没有关系。比如西方的基督伦理，很多人都是信教的，在企业家责任的行使中起了重要作用。基督教让人们深信，上帝充满了仁慈和爱心，子民们也应该以上帝为榜样。而且，一个人死后带着大笔财富进不了天堂之门，而生前行善则会受到天堂的欢迎。所以，他们会乐于在生前捐赠。

　　《新财经》：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转轨时期，一些领域的道德伦理框架正面临威胁并需要重构，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应担负怎样的责任？

　　白长虹：这个“重构”需要界定，重构什么。如果从基本价值取向来说就是“真、善、美”。过去的富贾有了钱就是造坟等，但是过去的价值观认为这是好事，光宗耀祖，认为这就是价值。现在的价值观就对此不认同了，这是道德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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