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也存在依附理论

　　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近日，作为全球化跨国企业典范的蓝色巨人——IBM表示，它将会在印度(蒲那)和中国(北京)各建立一个新的软件与解决方案中心，以应对亚洲市场的快速增长需求。另外，距此一周前，IBM还将其全球采购中心从美国迁移到中国深圳。这是自去年IBM在美国本土大规模裁员并在印度雇用了16000人之后最大的一次公司人力和技能资源的重新配置。

　　这种配置方式——用笔者最近专访的IBM负责全球整合运作的副总裁Robert Moffat(他本人因为供应链管理方面的杰出成就获得了管理学界崇高的Franz Edelman 奖)的话说，就是“面向全球资源进行整合的一部分”。Moffat，这位极端推崇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书的管理者反复告诉笔者，他正在用“供应链”思想对IBM的生产、研发、财务管理、产品营销、客户服务以及外包业务进行全方面的整合。他称，他的整合思想有2个基点，一个是“本地化”。它的含义是，IBM要扎根当地市场，最优化地使用当地人力资本，他说，“本地化的关键，是要深刻地了解这个市场的商业环境、监管方式和当地文化，尽量融入当地市场甚至当地社区。”另外一个就是将商业程序进行最优“分割”，使之模板化、标准化、有如程序组件嵌入总程序之中。Moffat强调，“本土化”必须服从商业程序上的最优管理，必须服从商业程序的“分割术”，必须服从供应链管理上的最可控化。

　　“类IBM式”的跨国公司们在全球化或者本地化的过程中，也正在操作如何达到商业程序上的成本优化和严厉知识保护之间的平衡。

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潘卡·格瓦特(Pankaj Ghemawat)把这种“平衡”定义为“公司国际战略的套利理论”。这个深刻的理论被密歇根大学助理教授赵敏渊做了更精彩的发挥。赵发现，虽然跨国公司抱怨新兴经济国家(例如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知识产权保护(IRP)薄弱是跨国企业研发全球化的主要挑战，但令人惊讶的是，近年来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新兴经济国家的研发投资增长迅速。而且，从1995年到2004年，美国公司以在非OECD国家开发的技术为基础，在美国获得的专利翻了一番。

　　根据赵敏渊的杰出论文《Conducting R&D in Countries with Weak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所述：跨国科技企业去像印度和中国这样国家招募人才，是因为这些地方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导致了这些国家本土公司的研发并不活跃，大量人才被浪费了。这些廉价的优秀人才为跨国公司提供了降低研发成本的机会。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知识保护体系不完善，很容易发生技术泄漏和知识外溢，这样会削弱跨国资本在知识上的竞争优势和商业优势。于是，这迫使跨国资本必须找到替代这些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有效机制。以确保即使存在技术外溢或者跨国企业的创新被模仿威胁，跨国公司仍然能够从研发投资中赢利。

　　这种办法就是：跨国公司大大强化了技术(知识)的互补性，强化跨国公司内部知识流之间的联系，一旦某项技术被模仿或者泄漏，也不显得特别要紧，因为该项技术的收益是通过和其他技术发生互补关系才得到的。或者，在跨国公司庞大的技术链上，将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核心技术”放在本国开发，以降低整合后的技术被模仿的可能。

　　而强化技术互补性、增强对知识外溢进行严厉控制的巧妙就是，将知识部门或者知识交换体系进行“模板化”、“单元化”、“分割化”。即IBM所精熟的那些手段，即包含在Moffat津津乐道的“

供应链管理”里面。实际上，用IBM在不同地区的研发活动也证明了这一点，即在印度或者中国这样的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国家，IBM开发的大多是具有很强的内部联系和互补性的技术，以降低被Wipro这样公司模仿的可能性，用Moffat的话说，IBM最关注的是“专业市场地位”。

　　全球知识社会不是自由扩展，其中也有“依附”理论驻足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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