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宾：降药价还有没有更有效的手段

　　刘以宾

　　据《新快报》报道：近日，救命老药短缺，各大医院频频告急。有消息称12月1日起，广东4000多种药品将再降价—业内人士分析，这可能会恶化救命药短缺现象，加快一些廉价老药“消失”的速度。

　　由政府主导的全国性药品降价已实施了19次，但可谓“屡降屡败”。非但没给广大患者带来实质性的益处，反而导致了某些廉价药、救命药的悄然消失。可以说，广州业内人士的分析并非空穴来风。

　　政令从来都是严肃的，具有权威的。如果政令也有一个“畅通率”或“有效率”或“成功率”，那它就必须有个“底线”。假如世界范围内有这样的考核，咱们的排名也许是最差的。

　　按说，降价令只能算是一种工具或手段。政府强令

药品降价的目的，从理论上说再明确不过，即减轻患者医疗费负担，让更多的低收入患者看得起病。问题在于：当这种工具和手段被现实无数次地证明其收效甚微，甚至反而有明显副作用的时候，为什么不回头审视一下工具、手段本身的科学性，为什么不寻找、打造新的有效工具或手段？

　　当一种完全无效用的工具、手段多次被顽强地使用后，人们就有理由怀疑使用者的目的是否存在问题。是什么构成了这种可怕的“迷局”。这样的例子并不难找到。例如，在很多事关民生的问题上，有的地方政府就常常陷入类似的迷局：说起来，GDP增长、政绩工程、价格听证会、公众评议、协调群众上访等等只能算是工具或手段，而对当地百姓负责、为人民谋福利、建设和谐社会才是目的。

　　与其说19次药品降价是一种手段，倒不如说它本身带有“效果”和“目的”的色彩。只不过这种“效果”和“目的”的实质，并不是对广大患者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同情和关爱，而仅仅是对上级负责，对“面子”负责。

　　

医疗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是全民性、公共性和公益性，这样的共识应该说已经达成。那么，作为医疗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否也应该赋予部分药厂一定的公益性？例如，在保证有关药企合理利润的前提下，政府通过必要的政策优惠措施和财政补贴手段掌控救命药、廉价老药的生产和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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