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公共方向不能有丝毫动摇

　　作为多年来困扰民生的三大难题之一，看病难迄今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从去年开始，有关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总体上不成功”的看法，逐步成为各方共识，在当前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趋势下，医改方向正在逐步明确，具体策略也有望相应调整。

　　外界普遍注意到，10月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胡锦涛同志的讲话传递出有关医改思路和政策调整的明确信号。他强调指出，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政府责任，严格监督管理，建设覆盖城乡的居民基本卫生保健制度；要着眼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的目标，着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

　　这些重要表述，不仅明确了医改方向，更强调政府责任的不可替代。而“强化政府责任”的一个关键量化指标，就是要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注资，以弥补近年来大大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和广大公众所需的医疗卫生欠账。就在政治局集体学习后两天，有消息称，

财政部可能在医疗卫生事业上追加投入上千亿元，主要用于覆盖城乡医保支出。

　　这一消息还有待权威部门证实，具体的追加投入数额、投入方式和主要用途等，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从明确医改方向、服务全体公众的政策思路来看，加大财政注资应当是必然选择，特别是结合中国公共医疗卫生现状，财政注资的紧迫性已是刻不容缓。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卫生投入和政府负担的医疗卫生开支均明显不足。我们这个占世界总人口22%的大国，医疗卫生投入仅占全球的2%，资金缺口之大可想而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财政收入增幅远高于同期GDP增速，但医疗卫生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上世纪80年代是6%，现在连4%还不到。

　　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近年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推进，个人负担的医疗卫生费用却日益沉重。从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分摊来看，上世纪80年代36%以上由政府负担，个人负担不到22%；90年代政府负担下降到不足20%，而个人负担则飞快上升至将近50%；这几年个人负担更高达55%上下，政府负担却不过17%左右。

　　这样低的政府负担比例，不仅低于许多发达国家，也没有达到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水平。在社会福利较好的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的医疗卫生总费用常常超过80%；即使在医疗卫生服务市场化比较充分的美国，政府也要负担45%左右的医疗卫生总费用。与我们同处亚洲的泰国，政府负担50%以上的医疗卫生总费用，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政府也负担着三分之一的公共卫生总费用。这些国际比较，显然很值得我们深思政府的责任。

　　再对比绝对数额，更能看到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所承担的责任过轻。过去20多年里，我国各级政府每年负担的医疗卫生总支出，从52亿元上升至1300亿元；而同期由个人每年负担的医疗卫生总支出，则从30多亿元猛增至4000多亿元，难怪公众普遍感到“看病贵”。

　　当然不可否认，像中国这样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有关医疗卫生体制的任何改革都会很不轻松。而要逐步破解如此复杂的多系统难题，必须在总体思路和先后步骤上科学规划、精心实施。1997年，中央提出“医疗保障制度”、“医疗服务体制”、“药品流通体制”三大改革角度，迅速在医疗服务和药品流通方面引入市场机制，但由于医疗保障体制改革涉及面太广，行动相对迟缓，结果造成整个医疗卫生体制陷入环环相扣的“死循环”。在反思过去几年医改不够成功的基础上，中央重新强调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和人民属性，明确要“强化政府责任”，无疑是找对了改革方向。

　　根据中央有关战略部署和具体政策要求，适当加大财政注资，显然是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步伐的重要保证。比如，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不可能主要靠市场、社会或个人的力量。再比如，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收入群众之间医疗卫生服务差距，加快完善有利于人民群众及时就医、安全用药、合理负担的医疗卫生制度体系，也必须有政策和财政撑腰。

　　就是说，中央希望“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指明了这是一种立足于增加政府财政投入、解决

医疗体制痼疾的改革思路。即从直接满足人民基本卫生保健需求入手，通过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社区卫生服务两大保障网，提高财政资金在人民基本医疗卫生需求方面的保障水平和支付范围，让公共财政政策更符合构建

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从而为药品购销等相关配套制度改革，以及更深层的医疗卫生体制转变，打下比较坚实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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