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必须读懂穷人经济学 让平民囊有余钱

　　和谐社会必然意味着百姓生活康宁。何为康宁？郑板桥曾描述过中国传统社会的平民向往的生活理想：“但使囊有余钱，缸有余酿，瓮有余粮”。谁不渴望如此动人的生活画面？

　　本周以来，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穷人的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的中国之行备受关注，也使“关注穷人”的话题再度升温。“期待中国的穷人银行家”、“呼唤中国的穷人经济学家”———正当这样的字眼强烈地冲击着人们视听感受时，上海一名6岁的孩子，却因为缺乏一种十几年前曾普遍应用于临床、平均每支只有2元钱的廉价特效药而命悬一线。急寻廉价救命药的故事重复上演，廉价药消失名单却越拉越长，人们似乎听到了那背后传来的一声叹息。

　　判断一个社会的富裕程度、幸福指数，仅凭过眼的繁华和少数人的

奢侈品消费水平显然是虚假畸形的。今天，我们在消除绝对贫困人口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也应看到“新穷人问题”正在悄悄滋长：他们原本并不贫弱，却因为一次拆迁导致的失房失地、因为一场大病、因为孩子考上大学……便一下子滑入“穷人”、“负翁”堆儿里。说到“新穷人问题”，显然不是简单地期许或者呼吁中国出现本土的“穷人银行家”、“穷人经济学家”就能解决的问题。

　　社会的发展不能使财富急剧飙升的同时，让更多的平民因为种种原因滑入生存低谷。亚当·斯密说过：“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并且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去年以来，关于“穷人”的话题持续受到人们关注，并不断围绕着一个个新闻事件形成舆论热点，都充分反映出这样一种广泛的期待：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现今阶段，必须要解决很多现实中绕不开的重要问题。在2005年全国“两会”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曾援引“穷人的经济学”理论为构建和谐社会做注脚。

　　毫无疑问，我们要好好读懂“穷人的经济学”。中国社会的现状还是富人少“穷人”多。所谓的“穷人多”，不是说绝对贫困的人多，而是指大多数人仍不富裕。国家信息中心提供的一份报告也显示，当前的收入差距问题，“不是富人太富，而是一般人太穷”。构建和谐社会，就要高度重视并解决好“一般人太穷”的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解决好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的民生问题、经济问题、发展问题，就是解决好让更多人分享改革成果的问题，就是解决好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前不久，

北京大学某副教授在博客上公布了自己的工资单后引发一场网民众议，质疑和批评之声显然压过了理解和力挺之声。事隔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我们保持足够的冷静、理性和公正，就会发现这场风波背后遮蔽的一个问题。这位北大副教授一个月工资4786元，为什么还“哭穷”？罗列一下每月并不“奢侈”的支出，结果是入不敷出，“没有余钱”可用。在很多人眼里已经算得上“中高收入阶层”的居然“没有余钱”，更何况那些收入更低的？这恰恰是问题的核心。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保障水平低，公共产品不到位，在用于生活必要的消费支出之后，感到“没有余钱”可用的人显然不是少数。

　　和谐社会意味着百姓生活康宁。何为康宁？郑板桥曾描述过中国传统社会的平民向往的生活理想：“但使囊有余钱，缸有余酿，瓮有余粮”。回到眼前，广州最新为市民勾勒出了2020年的生活图景，“家家有车、人人月薪过万”。

　　谁不渴望如此动人的生活画面？解决好“一般人太穷”的问题，让绝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过上“囊有余钱，缸有余酿，瓮有余粮”的日子，需要解决的问题固然很多，但当前紧要的是新的政策和改革设计都要向他们倾斜，有利于他们生活的改善，有利于他们权益的保障。比如正在征求建议中的

医疗改革、已经启动的供暖改革等等，首先要考虑“一般人太穷”的现实问题。同时，要提高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进而完善由法律、市场游戏规则所保障的机会均等和分配公平，培育包含政府、富人以及整个社会包容和善待“穷人”的意识。(来源：成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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