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利明：资产管理公司莫轻言转型

　　本报评论员 李利明

　　就在三家国有银行相继上市之际，为国有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资产管理公司的动作也多了起来，其中最主要的动作就是要求“转型”，有的希望转型为投资银行，有的希望转型为投资公司，甚至商业银行。由于资产管理公司已经处置和将要处置的不良资产超过两万亿元，他们的一举一动自然令人关注。

　　在目前的情况下，资产管理公司提出的这些转型要求是否现实，是需要商榷的。

　　首先，资产管理公司自身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资产管理公司自身的问题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体制问题：资产管理公司目前依然是副部级的机构，体制和组织架构还是承袭原来国有银行的老框架，体制不改革则转型问题根本无从谈起；第二是历史包袱问题：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之初，各自的注册资本金只有100亿元，而他们却按账面价值收购了1.4万亿元的不良贷款。钱从哪里来？来自央行8000多亿元的再贷款和

财政部担保的6000多亿元债券发行。而过去两年来三家国有银行股改，资产管理公司购买不良贷款的资金也是来自央行再贷款，有将近6000亿元。这些都是资产管理公司的历史包袱，到底这些包袱如何解决，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在这些包袱解决之前，转型还很难提上日程；第三是业务问题：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已经有7年多了，整体上看，根据财政部要求2006年底之前他们必须完成2000年以前的不良资产处置的任务，目前还有几千亿元的不良资产需要尽快处置。这期间，除了华融和信达两家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进行了有效探索以外，其他两家公司相比探索的就比较少。

　　其次，即使资产管理公司要转型，无论是转型到商业银行还是投资银行，或者是投资公司，条件都还不具备。

　　资产管理公司本身就是国有银行搞不好造成大量不良资产的产物，目前还承袭了国有银行的旧体制，又要去搞商业银行，怎么能够搞得好。如果要转型到投资银行，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才问题，因为投资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才，并不是说一个副部级的投资银行就能够具有竞争力。国际顶尖投行的雇员往往动辄上百万乃至几百万美元的年薪，根本就不是资产管理公司所能够提供的。同时，作为副部级的国有机构，如果员工之间出现巨大的收入差距，将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而不可能持续下去。事实上，几家国有银行在纷纷设立投资银行部的时候，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待遇问题——能否按照市场化的待遇请到一流的投行人才？如何平衡收入差距？资产管理公司转型到投资公司同样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也注意到，提出各种转型口号的是资产管理公司本身，而不是几家主管机构——财政部、央行或者

银监会。事实上，几家主管机构对于资产管理公司转型出言谨慎。为什么资产管理公司如此积极的提出转型的口号？从根本上说，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考虑，因为过去几年来资产管理公司一直面临着是否保留的问题——1999年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设立之初，财政部就为他们设定了十年的生存期限；到了2004年3月，财政部更明确要求资产管理公司必须在2006年底之前把2000年之前第一次剥离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处置完毕，如今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了，还有几千亿元的不良资产等待处置。正如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所说，在中国，任何一家机构自成立之日起就没有想着要自己关门，而是要千方百计地寻找理由保留下来，其结果是中国又增添了四家副部级的资产管理公司。各家资产管理公司提出的所谓转型，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避开10年生存大限，机构得以继续保留。至于他们提出的转型目标是否现实，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其实，对于资产管理公司的出路，从财政部、央行和银监会的官员到一些研究人士都有一些设想，这些设想，无论是“四合二”或者“四合一”，还是整合资产管理公司并转型为将来成立的存款保险机构下面的资产处置公司，核心想法都是改变资产管理公司目前的体制，在此基础上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可以预料的是，无论决策者最终采纳哪一种方式，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现有的国有独资体制和“副部级”的行政级别都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这应当是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转型或者谋求出路的出发点。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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