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剑：中国的乡村银行何日扬帆

　　萧剑

　　过去30年里，孟加拉国的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因为创办了专门从事小额信贷的乡村银行，帮助了数百万穷人特别是妇女摆脱贫苦，因此被授予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事无疑给了中国人一个提示。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仅8天之后，10月22日，尤努斯应邀抵京，上午在钓鱼台开中国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国际研讨会，下午在北京大学“抒怀”，并接受聘书成为北大名誉教授。

　　尤努斯对中国政府的小额信贷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中国决定成立邮政储蓄银行，并把它作为向农民提供小额信贷的主要机构是值得鼓励的。不过，“中国政府目前在发展小额信贷方面缺少必要的监管环境”。尤努斯说，孟加拉的乡村银行的监管非常透明，政府可以有效监督，董事会可以有效管理，“这对一个小额信贷机构的良性发展来说非常必要”。

　　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银行业的信息公开和监管水平一时可能适应不了市场的要求。在此情况下，开放只贷不存的私人银行业务比设立专门的小额信贷银行可能更重要。据悉，我国目前由国际机构通过

商务部、农业银行、妇联、社科院、农业部等设立的小额贷款组织，迄今有300多家机构；另外一类的小额贷款由农业银行和农信社接受央行再贷款、国际组织赠款而向农民发放。但毫无例外，它们都存在体制僵化、管理落后、主动性创造性不强等特点，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目前，亚洲的小额信贷受惠者有8500万人，其中5000万是孟加拉和印度的穷苦农民，而中国的统计数字只有10万人受到小额信贷的帮助。可见现有管理体制下，即使增加一个专业的小额信贷银行，效果也可能非常有限。

　　另一方面，茅于轼先生发起的小额扶贫基金，十年时间里，从500元起家，如今已积累到50万元资产；受惠的农户达到2500户，平均每户四人计，有上万人受惠。无论从自身资产增值的效率，还是从扶助农民的效率看，都远高于那数百家官方、国有性质的小额信贷机构。

　　我们过于担心金融风险而不准许私人开办银行业务，事实上由此造成的金融风险更大。私人银行自由准入受限，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极其脆弱而且不公平的金融体系：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呆坏账率居高不下(官方数据是2001年不良贷款比率高达54%，现在在10%左右。而曾长期在中国从事有关金融机构会计

审计业务的安永

会计师事务所公开发布研究报告，称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额达9000亿美元。此论遭到中国人民银行的驳斥)，蕴藏着极大的金融风险；银行“嫌贫爱富”，急需得到金融支持的私营企业和穷人得不到金融支持，并由金融权利的匮乏加剧其经济和社会、文化权利的匮乏；国民储蓄率过高，储蓄利率则甚至低于通货膨胀水平，导致普通民众的财富不断缩水。

　　开放私人银行，无疑可以使上述三个方面的矛盾都得到及时有效的缓解，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正面激励作用。开放私人小额信贷银行，最大的风险不是来自贷款本身，贷款本身的风险，企业自己会控制，包括不妨学习尤努斯的无抵押风险控制办法；最大的风险来自吸储。如果允许私人吸储，在信息不透明和监管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可能引发非法集资等金融风险。因此，可以暂时禁止这些私人微小银行吸收公众储蓄，而只允许个人或合伙、合资经营，通过自有资金实现滚动发展。但是不必对资本金和利率进行过多限制。这样，在现有条件下，不需要任何额外的监管，就可以开放只贷不存的私人银行业务，只要防止用非法手段进行放贷和逼债即可(这是公安部门的份内事)。如是，则会有很多民间资本被盘活，进入直接投融资领域，整个中国的金融格局、经济格局和穷人生存状态都将为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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